一个月的时间，京城反腐行动早已完毕，总共收获了超过六千万两的巨额不明财产，大批获罪的官员、皇亲、贵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而随后扩大到全国范围内的反腐行动，更是收获了超过十亿两白银价值的巨额不明财产。这里面白银只是一部分，一小部分是黄金，大部分是土地、房屋、厂矿之类。超过十亿两白银的价值，可想而知，这个时代的官员、皇亲、贵族贪污腐败起来有多么的恐怖了。
当然，有了官就有了商人。在反腐行动之中，无数的巨商落马，这些马无夜草不肥的家伙，可谓把官商勾结的勾当做到了一个极致。
这里面，不得不提一下晋商集团。
晋商的发家路不是血泪史，而是汉奸史！两万万汉人的血泪史！假如没有晋商做汉奸出卖战略物资，姬庆那个时空满清未必有能力进关，即便明亡，换个汉人朝廷，想必也不会防备汉人像防贼一样。满清几百年，科技、文化、经济跟明末比一点进步都没有。
崇祯初年，小冰河时期带来灾荒已经让东北的民生彻底崩溃了，后金统治区虽然只有七十万人口，但百姓易子而食，米价曾高达八十两一石，布也要二十两一匹。历史上依附后金政权的晋商提供了皇太极全部的火药、八成的粮食和超过六成的金属。
通过晋商，后金才可能把劫掠来的财物、古董和金银购变成粮食，来养活被掳掠来的几百万人口。辽东的米价最终降到了一两四石，人口增加了数倍，粮价却压到了最峰时的几百分之一。晋商八大家在崇祯十五年就窖藏了上千万的银两，还因为这些功绩得到了清朝御赐的皇商地位，造就了此后山西富甲天下二百七十余年的传奇。
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入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得到过山西商人的财力资助。
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不仅如此，在满清文件中，晋商为后金提供的京畿情报，细致到每个关口的守将的姓名、士兵的数量和装备的细条，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军情塘报。
商人做到如此程度，国家都卖了，可算是到了一个极致，无耻到了极点。
当然，晋商集团卖国的活动可不是他们自己就能够做到的，为此，自然拉拢了不少文官势力、武将集团、皇亲贵族团体。这些官员贵胄，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但是他们的行为其实与卖国没什么区别了，只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良心，早就没了。
对于晋商集团，处置非常的严厉。崇祯以前就知道有这么个卖国的晋商集团，不过当时他动不了就是了。现在有了姬庆的帮助，晋商集团自然成为了崇祯的刀下鬼。抄家灭族，这都是轻的。
对此，姬庆没有过问，子体文武大臣也没有从轻发落的建议，实在是因为晋商集团太不是东西了，所作所为天地难容。
又是反腐、又是清算、又是打破大明祖制的各项新制度，反对的声音自然很多。不过，曾经孤家寡人的崇祯，曾经面临亡国的崇祯，现在有了姬庆助力的崇祯，哪里会在乎这些。大刀阔斧，宣传做到的情况下，那些还为了一己之私起来反对的所谓文臣势力，只会被推平，扫掉。
文官集团赖以成长的根基，科举制度，也被崇祯废除了。未来的国家，将会有一个全新的官员选拔制度，人才的培养，不再是原来的私塾，而是不久后会建立的全新教育体系下的各大中小学校。
可以说，至此，崇祯彻底的战胜了文官集团，了了他多年的心愿。这从他与姬庆联系之时，说到那些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大臣所露出的笑容，就能看的出来他有多么的得意。
而现在崇祯手下的仙官、神将，则令崇祯极为的满意。虽然对于崇祯不会跪拜、施礼什么的，但是在治理国家方面、处理问题上，崇祯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帮手，可以说个个都比以前那些所谓的名臣强的多得多。
崇祯也不得不感叹，不愧是仙人啊。在他眼中，只有仙人才能做到这些。
清除了腐败，战胜了文官集团，扫平了武官集团，海内不说完全生平，但是已经变了样子，处处洋溢着生机。
大明内部不稳，其实主要还是最底层的百姓们温饱无法保证，能够吃饱了喝足了，吃苦耐劳的中国人，哪里会起来反抗、走入匪途。
姬庆从他那个时空带了不少优质粮食种子过来，之前在抗日时空的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到了大明这里，同样要如此，他要让大明的农民们种上高产作物，免受饥饿。
改良的玉米、水稻、小麦，就是三大主打的作物，再配上生态农业科技，未来将会为大明提供足够的粮食，满足大明人民所需。至少，现有的耕地，满足十亿人的所需是没问题的。
当然，农业技术革新之前，土地必须进行再分配。这些措施都是照着抗日时空那里搬来的，虽然各大地主有着这样那样的不满，但是在国家机器下，一切都形成不了阻碍。
至此，大明近两亿的农民们都获得了足够的土地，开始了新生活，美好的未来。
农民人口近两亿？！是不是说错了？！
没错！
姬庆那个时空的资料得到的信息，这个时期有大概两亿人口。
明代中国人口，最后的全国官方统计，为5,165.5459人，时间为明光宗泰昌元年。（明熹宗实录卷4）。以上人口数字，当然是不完整。因为人口被大量隐瞒。通常认为，明代人口，实际上仅是官方所掌握的赋税人口。
很多人口学者（包括海外学者）认为，明代实际人口，大约在1亿到2亿（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年第3期）和葛剑雄、曹树基：《对明代人口总数的新估计》（《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尤其是人口学权威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发展史》强调：“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应有１.９７亿人。万历二十八年以后，总人口还可能有缓慢的增长，所以明代的人口峰值已接近二亿了。”
而有些乐观的西方学者，则估计在1600年左右，明代人口为2.3亿人，甚至还有峰值2.9亿的估计，但明显偏高了。综合来说，认定明末人口在2亿左右，已经成了人口史学界的主流观点。
与明代人口相比，在官方统计上，满清最初的全国人口统计，为1,063.3326人（比明光宗泰昌元年减少了4000多万），时间为清世祖顺治八年（清实录世祖卷61）。
而在满清控制全国后的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入关后第48年），全国人口也只有1,943.2753人。仅相当于明光宗泰昌元年人口的36%！
诚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清初人口，在雍正朝前，同样存在严重的缺漏现象。学者们对1650年前后的中国人口，同样做出了估测，但数值差异很大，在4000万-1亿左右。
其中，1亿这个最高数字，是何柄棣根据他对1650-1700年的人口增长率估计数字平均推算的。从满清对人口统计和赋税制度加以变化后的全面人口统计看，何柄棣的估计明显偏高，而且他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在1650-1670年之间，大陆上的残酷战乱和满清的屠杀，并未停息，换句话说，这个时期的人口增加率，不可能是1650-1700年的平均水平，而应该是大大低于这个水平。
由上述情况分析，在1660年左右（满清基本控制大陆），中国人口的最高数值，不可能高于5000-8000万人。与明末公认人口相比，减少约1亿2000万到1亿5千万以上。如果考虑到新增人口，则损失总数更是巨大。
其中固然有大量死于灾荒的人口，但由于满清控制全国，所以因为外迁减少的人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在考虑了上述因素的情况下，推定有几千万甚至超过1亿人口，遭到了满清的屠杀，是有充分依据的。甚至可以说是极端保守的。
姬庆来到这里，发射了卫星之后，也确定了这一数字。至少在满清入关之前，大明还有着两亿多的人口。
而姬庆那个时空满清控制全国后，人口少了那么多，战乱是一方面，满清的屠杀就是最主要的因素了。连张献忠都被挂上了屠夫的恶名，来分薄减丁的罪恶，可想而知满清到底杀了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