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平和孙瑜来到了五号同志的办公室，邬团长满脸惭愧地迎接了陈副总理，邬团长喃喃地和陈副总理身边的孙瑜同志说道，“对不起，杨文同志，”他很是惭愧的样子，“我没有保管好你的东西。”
孙瑜耸了耸肩膀，就和陈安平一起走进了五号同志的办公室。
“杨文同志，我很惭愧啊！”五号同志从桌子后面走出来和孙瑜握手，“我会尽快找到你的东西的。”
“您不用太操心了。”孙瑜说道。
“怎么？你还有线索吗？”五号同志看了看孙瑜，然后把目光落在了陈安平的脸上。
“呃，”孙瑜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他说道，“您做的都是大事，这点小事，我自己总有办法解决的。”
“杨文同志，你现在留在这里，我是又有些不安，又有些高兴啊！”五号同志叹了一口气，他请孙瑜和陈安平到一旁的沙发坐下，开始畅谈自己的想法。
“路线问题很重要，我也觉得现在有些不好，中央自己的思想没有统一，下面就有些无所适从嘛！大家经验都不多，难免犯错误，本来这是正常的，但是掺和进去了权力斗争就显得不正常了，杨文同志你告诉我们的东西很有意义，我最近也在想，是不是把审计署建起来，”
“总理，我觉得，”陈安平咳嗽了一声，“是不是提议召开九大？”
五号同志一时之间愣了一下，他用疑惑和审视的目光看着陈安平。
“孙……咳咳，杨文同志带来的讯息很重要，”陈安平咳嗽了两声说道，“关键是我们也能够逐渐认识到了我们日后所犯的错误是因为什么，在这之前，其实我们已经看出来不少苗头了，所以我想，是不是能够把它形成一个共识，以大会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成为我们党的下一个阶段的指导思想。”
五号同志陷入了沉思。
陈安平继续加猛料，“总理，按照目前的局面下去，两个方面爆发冲突是必然的，总理您不能够总是置身事外，既然已经出现了某种苗头，就要将其扑灭，现在来看，出现了问题，将其在萌芽阶段解决最好，不能够等到问题出现一个总的爆发，而将事情的发展控制在我们手中最为有利。”说完陈安平给了孙瑜一个眼色，“有很多事情当着那么多人不好讲，现在有些事情可以告诉您了。”
孙瑜舔了舔嘴唇，深深吸了一口气，在五号同志惊疑不定的目光注视下，将另外一个世界1966年至1976年的历史讲了出来。
话说这天晚上，五号同志又经历了一个不眠之夜。
……
“杨文同志，既然经过了三十年左右时间我们就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话，说明286同志是有功的，改革的思路也是对的，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
“嗯，你这样说也不错，这个关键就是国家的性质改变了，虽然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但是想要回到原来的路线上来确实是不可能的了，固有的利益格局思维方式都完全改变了，这样的话无论是继续左转或者是继续右转都必须采用持续渐进式的改革思路，不然的话就会产生两个极端的动乱，也就是说国家的发展，历史的走向到了那个时候实际上并不完全能够由国家官僚阶层掌控了，集体领导更加削减了按照某个思路扭转国家道路的权威，这是一个漫长而且需要耐心的工作，无论是左转或者是右转都是一样。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提法在完全市场化的运作下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国家必须发挥巨大的杠杆作用才能够避免伴随着繁荣带来的两极分化。”
……
“因此，无论是左转加强国家资本主义，还是右转削弱国家资本主义，再进一步，把国家的杠杆作用继续削弱，用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将政府责任进一步削减推向社会，这都面临着种种问题，并不是说了就可以做的。无论是哪一种想法，作为承担责任的统治者，都不得不面临选择的后果和后续的处理。我们后续的政府，无论它的理念是什么，它都必须面临如何用政策稳定社会的难题。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政府已经放弃了旗帜鲜明的意识形态，转而实用主义的态度，但是当问题和矛盾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他们发现一切现有实用的手段不能够切实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必须重新想起来一个彻底的问题的解决方法。”
“在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也许有正确的思路，也许有错误的思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说了，一切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又或者如同福山所说的那样，历史发展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就已经终结了，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就是一切社会模式的终极状态。因此人类社会出现问题的原因，就是不够自由，不够民主。这两种思路，都可以经由社会实践的检验，尽管在这之前，我们已经有了阿富汗、利比亚、埃及等多个例子了。”
“当然，也许有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必须资本主义极其发达，一直以来，北欧都是这方面的典范。斯大林在做出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的时候既是向前迈出了一步，又是向后迈出了一步。民族国家的存在和现状已经明确向我们指出了，共产主义将是一个长期——历史学上的长期的过程。”
“经历了日后漫长的经验之后再重新来看眼下我们所处的社会，水楼刚刚过去，八大会议上已经公然开始宣布：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个提法如此空泛，以至于没有看到国家资本主义建立起来之后，官僚阶层开始成形以后，所谓的资产阶级失去了实际的力量蛰伏下来之后，人民群众——农民和工人阶级和官僚阶层之间的矛盾取代了旧的阶级矛盾。”
仅仅从几年前的经验就可以看出来，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何在？这个开始日益僵化地上层建筑，并且开始天然地将自己的地位视为自己理应所得的东西的时候，应该如何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的承诺呢？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的持有者资本家是天然的统治者，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官僚是天然的统治者吗？
这个问题，比政治派系斗争严重得多。
现在看起来，想要处理好这个问题虽然很困难，但是并不是没有办法。整个社会应该是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阶级固化的社会。社会的成员必须拥有接受平等的教育的权利，他们的机会应该是平等的。统治阶级接纳新的成员的机会应该面对所有的社会成员平等地开放，自由、平等的真正含义在于选择自由，机会平等。
要打破只有能够吃茶叶蛋、喝可乐的权贵家族的成员才有资格统治国家的权利。
“意思是要加强义务教育？”
不仅仅是义务教育，是要开放一切获得教育的机会。我们的国民，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人没有机会完成六年义务教育，即使是现在，大学教育依然是某些人的专利，这就天然地将绝大多数的群众的受教育的权利剥夺了。那么眼下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都是什么人呢？——我们自己党内高官的子女，民主人士和资本家们的子女，那么普通的农民和工人呢？
高考和公务员考试，无论怎么被诟病，被质疑，从本质上讲，它的初衷都是一个公平选拔的平台，这样一个平台一旦失去，后果就是不公平的内幕和关系选拔了。
因此，一旦教育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主席同志最关心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实际上就不是一个大的问题了。那些山头主义、小集体主义等等已经是成千上万年的流毒了，根本是不可能用制度克服的。
1957年的问题也显示当时的现状，因为缺乏足够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共和国在很多关键的位置上不得不继续任用过去遗留下来的人员，这一批过去时代的精英分子在新社会的地位远远低于过去时代，于是满腹的牢骚在1957年爆发了出来，如果继续拖上几年，等新中国自己所培养的人才能够顶替掉他们的位置，这些人所能够造成的影响，也就有限得很。
孙瑜所来的时代，种种政治运动和学习都已经流于形式化了，但是他深深地记得一点，经过了基层工作锻炼的人，即熟悉了基层工作富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才，必然比只会做办公室的人好得多。当然，在基层只会糊弄上级领导的人也大有人在。因此，这样看下来，依靠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改造农村也是势在必行的了。
既然问题这样多，解决的方案有这样庞大，牵扯到了一个整体，那么就很有必要开一场盛大的会议就解决这些问题统一思想，形成共识，遵照方针进行针对性的布置和笃行。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可能只由几个政治局常委就决定了，必须依靠全党全体的努力，因此一次中央全会就很有必要。所以陈安平提出了开会的请求并非是他头脑发热的结果，但是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常委内部尚且不能够达成协议，而这些东西不说在政治局，就是拿到中央委员会上，也不可能得到多数人的赞同。
五号同志对于党和国家背负的责任感和他自身高尚的品格让他认识到，孙瑜所说的东西，陈安平所提到的东西都是正确的，至少是存在的，他们所提出来的解决方案也是有针对性的，有操作性，虽然会达成什么样的结果尚且还不知道。
但是五号同志意识到，一旦要推动这些计划，就自然地是要和全党的部分同志为敌，这些同志不会理解，也不会支持这样做。
“还要确保，”陈安平说道，“在做这些事情的同时，经济能够维持稳定有力的增长，这样才不会出乱子。”
五号同志感受到了历史的重担。
“这个问题，”他说道，“我考虑考虑，也要广泛地征求同志们的意见，特别是几个常委同志的意见。”
孙瑜看了陈安平一眼。
陈安平倒是沉住了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