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瑜和陈安平堂而皇之地走到了一起，陈安平给孙瑜安排了住的地方，这个地方距离西花厅很近，门口有警卫，还有一个排的士兵和孙瑜住在一起。
“这是……”孙瑜疑惑地问道。
“中央警备团的人。”陈安平扬了扬眉毛，“既是监视你，也是保护你。”
前来执勤的士兵们和孙瑜不说话，见了陈安平也不过是点点头而已。
“怎么我感觉自己的处境一下子糟糕了。”孙瑜说道，“你觉得胡服同志的处境怎么样？我觉得这和我们所在的世界历史完全不同了，话说现在我不是应该看到《评》这篇文章吗？”
陈安平瞥了孙瑜一眼。
“因为你？”孙瑜眯了眯眼睛，“这倒是可能，如果你作为五号同志的助手，那么南宁会议的结果就不会那么严重……”
“停住，”陈安平摆了摆手，先是张望了一番，然后拉着孙瑜进了屋子，关上了门，又审视了一番之后，才开口说话到，“注意场合，不要胡乱说话。”他狠狠瞪了孙瑜一眼，“就是主席同志身边也有窃听器！”
“那个不是为了保存主席同志的讲话记录么……”
“这你也信？”陈安平给孙瑜了一个鄙视的眼神，“你不要再幼稚地认为所谓的政治-斗争还是当初在小队里面的那种形式。”他轻笑了一声，“就好像我，暂时低一下头，还可以跑掉。”
“呃……”
“你要好好想一想，对于只有一次生命，生活在一个固定的世界的人，”陈安平表情严肃地看着孙瑜，“因为没有那么多的退路，他们的心神是处在何种紧张的状态，这种斗争又是如何的残酷，你所在的世界，所呆的那个时候政治-斗争失败了，还可以调去供销合作总社当个正厅级的副主任，又或者到粮食局当个副部级的副局长，工资一分钱不少，又或者住在秦城监狱也不至于被拖出去打靶。”
“这个世界就是身败名裂，”陈安平语气沉重，“真正的身败名裂，我们党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他不能够容忍一丝的不受控制，一旦松动就是全面的反弹。”
“因为国际局势的缘故？”孙瑜插话道。
陈安平哼了一声，“国际局势，当然一直有这样的缘故，要把一个国家统治和治理好是很困难的，特别是这样的大国。”陈安平叹了一口气，“当年我还是太幼稚，以为把汉奸、叛徒、卖国贼都干掉，至少要把他们排斥出领导层，这样国家就能够治理好了，现在来看，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
孙瑜紧紧盯着陈安平。
陈安平却不就这个话题继续说下去了，而是看了看窗外，意有所指地说道，“你说说这么些人，我们的老前辈，或者说我们的同僚，他们当初抱着何种的理想，经历了何种的苦难，同甘共苦，忍饥挨饿努力奋斗终于有了新中国的建立，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他们也同样斤斤计较自己手上的权力多少，一心想着向上爬，难道是把以前自己的愿望和理想都忘记了？”
孙瑜张了张嘴，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困难，想了想，他还是说道，“这个，一直坚持理想的人也是有的，你看看五号同志不就是这样的人吗？主席同志也是。”
陈安平的嘴角牵动了一下，“是啊，”他有些沉默了，“但是这样的人我们党内并不多，以前能够做到和舟共济，万众一心，现在反而做不到了，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陈安平苦笑着摇了摇头，“即使是封疆大吏，也是为国家考虑得少，为自己考虑得多。”陈安平冷笑了两声，“以前，国家计委掌管全部经济大权，地方上叫苦连天，水楼稍微松一点，地方就不把钱当钱，没命地上项目，摊子铺得太大。主席同志出来负责任，上有好之，下必甚焉。这下家伙们，现在公心是越来越淡了。”
“呃，”孙瑜有些迷惘，显然陈安平此时所说的这些话他是绝对不会给他这个世界的朋友同事说的，但是孙瑜此时的心思完全没有在听陈安平回忆发牢骚上，他抿了抿嘴，“我的腕表。”
“呀，”陈安平停了一下，随即看着孙瑜，“你自己能够找出来吗？”
孙瑜耸了耸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的。不过我觉得也许会有麻烦。”
“我觉得也许不是麻烦。”陈安平说道，“不如我们去五号同志那里一趟。”一边说着，陈安平走到了房间的电话旁开始给五号同志打电话。孙瑜在一旁听着陈安平在提出了会见的请求之后，一直不停地说是，孙瑜一时之间也没有心思去听五号同志在电话那头是怎么说的了。
因为陈安平的缘故，这些历史上的糟糕事件发生得很有节制，TG是一个意识形态的政党，所以一旦它自身的立场不站在工人和劳动人民的一边，它本身就被取消了哲学上的合法性。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国家必须是劳动人民专政的国家，如果劳动人民不能参与到国家事务中去，这个国家的性质就改变了。譬如国家由大资本家联合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了，那么即使它在他的国会或者议院放上几个劳动人民，也不能够改变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本质。现在的问题是，官僚们本身催化了一个特殊的官僚阶层，作为劳动人民委托的代表，官僚阶层本身把持着国家政权和国家资本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阶层。王亚南同志早就认识到，为了统治，一个官僚阶层是不得不存在的。
早在延安时期，黄炎培所谓的历史一乱一治的循环论就指向了这个问题。主席同志当时信心十足回答人民民主的监督会克制住这个问题。
在进入北京城，建立全国政权的前夕，主席同志同样对于这个问题发出了警告，从打天下到坐天下，这里有一个心态的转变问题，TG党员是否能够将自己的最初的意愿和意志贯彻下去而不是追随着历史的旧迹，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957年的运动，原本希望发动一场党外针对党内的监督运动，结果没有料到那些旧时代出于人上人的地位的民主人士错判了形势，光明正大地将轮流坐庄的念头抛了出来。夺取政权这个最大的矛盾将党内和党外严重对立起来，逼得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这里面又有谁在借机浑水摸鱼，搅乱局势，将问题扩大，这是一个很难知道的事情了。当年那些公开的发言还留在历史的报纸上，如果去仔细阅读就可以知道后来的民主派和自由派不如他们的前辈多矣。
当政的时间越长，所产生的倦怠也就越严重，当初包含理想奋进的革命者，逐渐被培养成为了守旧的官僚——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始终太少，所以很难创造出一种新思维，旧的思想的沉淀逐渐发挥其影响。革命的旧人也会堂而皇之地认为，既然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那么也自然应该由自己来坐，带领自己打天下的领袖应该自然而然地论功行赏，将自己的地位固定化。
这正是某位领袖所担心的，某些人疯狂吹捧的前七年和前十七的成绩，大有认为如果按照正常的轨迹应该如何如何的意思，但是前七年和前十七年所产生的问题认识则很不深刻。这些问题积累起来会不会有一个总的爆发？就如同改革开放12年以后，一波下岗潮将中国经济问题总爆发出来一样，当时领导同志驾驶着飞机硬着陆了。又如医改之后，矛盾的积累以医患关系紧张，有人拿刀对着医生乱捅爆发出来；又如房改了之后，经济的发展，问题总积累到了一定的阶段，以房价暴涨的形势爆发出来等等。
就好像美国人、欧洲人借钱太多以债务危机的方式问题爆发出来一样，欠的钱总是要还的。
封建的思想重新占领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并不是一件难以猜想的事情，TG党员虽然多，但是和整个国家来比还是一个少数，那些曾经存在的旧社会的知识分子们天然地垄断着一些领域的地位。所以问题在某些领域显现出来再正常不过了。
封建思想的残渣和洋务运动带来的洋面包的冲击，整个中国概不能免。于是血统论居然堂而皇之地被提了出来。在TG的内部，关于革命接班人的想法也带有普遍的封建思路。当然，这也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所产生某种传统，在政权草创之时，所有人同是从尸山血海中爬出来的，资望是领导人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主席希望维系住党的立场，又对已有的官僚人员失望，他所寄望的新鲜血液自然承受了已有的官僚体系最坚决的反对。
这让孙瑜想起了梦如神机那部著名的小说来——所谓的十大神将，三大天尊才有天帝的继承权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封建的思想的证明——但是你又不能否定它具有某种现实的合理性。当体系的成熟胜过了个人的威望的时候，交接班制度才能够威严地树立起来，这个时候共青团就发挥最大的作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