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边厢邓舍、洪继勋在猜度朱元璋，那边厢朱元璋也在推测邓舍。
集庆，吴国公府，书房室内。
朱元璋、刘基、宋濂、陈遇、杨宪等人相对而坐。
除了这几人外，还有另外十来个陌生的面孔，将书房中填得满满腾腾。其中一人，年约五旬，坐在刘基的上首，仅次朱元璋之下，温和儒雅，生得面白长须，慈眉善目，颇有长者之风，不是别人，正是定远李善长。
李善长，字百室，其人少有智谋，习法家著作，“策事多中”，里中曾经推他为祭酒。
至正十四年，朱元璋率兵略滁阳，与他道上相遇，“与语，悦之，留置麾下，俾掌书记”。当时，朱元璋还没有发迹，犹自尚归属濠州，屈于郭子兴等人下。从那个时候起，李善长就对他忠心耿耿。至正十五年，郭子兴“为谗所惑”，抽调走了好几个朱元璋手下掌文案之人，惟独李善长“终不弃去”。
再加上定远相距朱元璋的故乡不远，他两人可算是“同里”，又还有一层老乡的关系。因而自此之后，李善长就得到了朱元璋的十分信任。并且随着朱元璋的逐渐发迹、持续不断地开疆拓土，他在吴军中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到如今，已经是官至江南行省参知政事，俨然集庆文臣第一。
洪武三年，朱元璋大封功臣，他被封为韩国公，排名第一，是为开国首功，位次尚在徐达、常遇春之上。
——，他曾经与朱元璋对谈，把朱元璋比作汉高祖，把本人比作酂侯，而把宋濂比作留侯。酂侯，就是萧何。汉高定天下后，也曾经大封功臣，把萧何定为首功，是为“开国第一侯”，位列在群臣之上。从这一点而言，倒也确实不枉了他自比“酂侯”之说。
此外，又有数人。
一个叫宋思颜，一个叫秦从龙，一个叫李梦庚，一个叫郭景祥。又有陶安、毛骐、汪河、孔克仁等。这些人，或是勋旧，或为亲信，俱乃是为朱元璋行省幕府中最为精华的人物。
比如宋思颜，早在朱元璋初置江南行中书省时，他便是唯一一个能与李善长同列，官居参议的人。又比如李梦庚、郭景祥，一个凤阳人，一个濠州人，投奔朱元璋也是较早，早在朱元璋渡江、攻克金陵之前便就在其军中“典文书、佐谋议”了。又比如毛骐，和李善长的“妇兄”王濂是老乡，他两个人是真正的“同里”，也是早在朱元璋渡江前就投奔来了。当渡江之初，朱元璋身边最得用的两个人，一个李善长，另一个就是毛骐。再又比如汪河，亦从渡江，曾为朱元璋出使察罕，“议论称旨”。
至若孔克仁，更在朱元璋建国后，曾被命“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学”。由此可见，其人之学问、道德是很得朱元璋赞赏的。
这么多金陵的名臣聚集一处，场面较之方从哲那次来求见更加宏大，所为何事？
正是为商议张士诚出兵太湖之事。
同时，朱元璋也听说了察罕帖木儿已遣出援军，将至济宁。所以，此次的集会议事，也是为猜测海东接下来可能会采取的战术以及应对措施。
朱元璋召臣下议事，有个特点。
他不会一下子把所有的文武部属全部召来，而往往是会先私下里、小范围的先与亲信臣子商议过后，然后再扩大范围，把需要参与事情中的文武群臣们悉数召来，进一步地商议讨论。
就像这一次，他便是先和刘基、李善长、秦从龙等少数人把大体的设想议论成熟了之后，才又把宋濂、杨宪、陈遇、宋思颜等人召来的。
要说，既已把大体的设想议论成熟了，又为何再把宋濂等人召来？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如今，管辖集庆府政务方方面面的就是这群人。不将之召来，就无法仔细、深入地了解集庆府现今的情形，就不知道有无足够的民力、财力乃至耐力来支持将来的行动。
等这一个会议再议论过了，随后他会召来徐达、常遇春之类的武将，再详细地当面分配任务，传发军令。所谓“不打无准备之战”，就是如此。形象地形容，他与刘基、秦从龙等人议定的可谓构架；与宋濂、陈遇等人议定的便是后勤；而之后与徐达、常遇春议定的才算是具体细节布置。
刚说到张士诚在太湖的动作。
朱元璋说道：“才得的情报，松江水军头领潘元绍於日前刚到了太湖，随其同行的，还有士诚麾下的步军悍将杨文德、孙君寿等人。嘿嘿，水陆齐出。从这个架势看来，他倒似乎是真想要与俺在太湖打上一仗。”
潘元绍，是张士诚的女婿，管领水军，虽酗酒嗜杀，但也是颇有战功的，乃是士诚的一个得力臂助。杨文德、孙君寿等人，在士诚军中虽不及李伯升等诸上将的威名，但也可算是一时之选，皆以骁悍出名。
李善长接口说道：“计其水军，号称十万，但据线报，现在到位的至多数千而已。又再计其步卒，号称五万，一样据线报，到位的不足五千。”
“诸位卿家，你们认为士诚此举是真想与咱开战么？”
“‘书生一夜睡不着，太湖西畔是他邦。’此乃松江府内一个士子的诗句。士诚等本起寒微，一时得志，遂至于此，淫湎汰奢，贤豪不用。他这个人本来就是素无大志，没有远见，以臣看来，虽然因为受到察罕的鼓动而驻军太湖，但只要主公一道军令下去，命建德的朱文忠部往前稍提，他必定就会仓皇失措，绝无再敢有觊觎太湖、乃至觊觎我金陵之意了。”
说话之人，乃是刘基。
朱元璋笑道：“老先生之言，甚有理也。”顾盼诸人，又问道，“诸位之见呢？”
在场的诸人虽说都是金陵的肱骨之臣，但“术业有专攻”，并非是都懂军事的。
像宋濂，就是一个标准的儒生。不可置疑，此人非常有学问，学富五车，“于学无所不通”，而且文章也写得很好，刘基曾经称赞他是“当今文章第一”，但是说到行军打仗、战术战略，却就是个外行了。
又像陈遇，虽然名气也很大，特别还精擅象数之学，也就是易学，但对兵家之事却也是个十足的外行，并没有什么发言权。
再如宋思颜、李梦庚之辈，也多是执掌文书，处理政事，可谓“文臣”之才，对征战多不了解。因此，听了朱元璋的询问，他们大多都不着急回答。只有杨宪，坐在椅中，挺直了身子，大声地说道：“刘先生所言是也！”
“噢？希武有何见解？”
希武，是杨宪的字。他拽住袖子，昂然起身，侃侃而谈，说道：“‘夫视远者不及近，虑大者不详细。’处大事当有定见、有定夺。臣观士诚，诚如刘先生所言，果然素无大志，本无远见，更遑论‘定见’、‘定夺’了！从以往他与主公发生过的一些战事中就可以看出，他这个人，从来都是获得小利便沾沾自喜，稍有小败就难以自安。所谓‘矜小胜，恤小败，先自挠矣，何暇立功乎’？所以，臣以为刘先生所见是也！”
“这么说，你也是认为士诚屯兵太湖之事，其实不足虑也？”
“正是。”
朱元璋点了点头，又问秦从龙，说道：“秦老先生意下如何？”
秦从龙的年岁不小了，已有六十多岁。
他本是洛阳人，仕蒙元为江南行御史台的治书侍御史，后避乱镇江。至正十六年，徐达将攻镇江，朱元璋与之言道：“听说有个叫秦元之的，才器老成，你当询访，致吾欲见意。”元之，即秦从龙的字。
徐达领命，克镇江，寻访得之。
朱元璋即命朱文正、朱文忠前去聘请，并亲自到龙江去迎接。当时，朱元璋才下金陵不久，还没有治府邸，住在富民家中，因而邀请秦从龙共居之。再又后来，“即元御史台为府，居从龙西华门外，事无大小悉与谋之，尝以笔书漆简，问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
相待之厚，倚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既闻得朱元璋相问，秦从龙忙恭谨起身，一部花白的胡须飘扬胸前，他并没有直接地做出回答，而是说道：“臣请为主公分析您与士诚的不同之处。”
朱元璋和颜悦色，笑道：“先生请讲。”
“或有以为，主公礼贤下士，而士诚胸无大志，这是主公与士诚的最大不同之处。但以臣看来，却不以为然。”
“然则，我与士诚最大的不同在何处？”
“士诚其人，惧於后；而主公为人，惧於前。臣认为，这才是主公与士诚的最大不同。”
朱元璋来了兴趣，说道：“惧於前？惧於后？……，元之此言何意？愿闻其详。”
“惧於后者，临敌则必有惧，盖因其无备使然。而惧於前者，必先有谋。谋定，则虽骤临敌变而不惧。”
这话说得有点绕口，也有点抽象。
换成俗话来说，其实也就是四个字：“未雨绸缪”，意思与刘基、杨宪所说的内容差不多，仍旧是在指出张士诚缺乏远见，没有远谋。只不过，较之刘基与杨宪的分析又更深入了一层，他更指出了：没有远见者，临敌必有惧；而有远见者，临敌则无惧。
谁是“临敌有惧”的人？谁又是“临敌无惧”的人？不言而喻。顿了一顿，他接着往下说道：“臣以为，这才是主公与士诚最大的不同之处。因主公惧於前，所以临敌无惧，因而士诚虽兵临太湖而我金陵却无所忧。因士诚惧於后，所以临敌有惧，待朱文忠出兵建德，其必仓皇后撤。”
和刘基、杨宪的看法一样，他也是认为张士诚屯驻太湖不足为虑。
朱元璋哈哈大笑，说道：“老先生的看法，正与我合。”朱元璋此人，是个务实、爽利的性子，最不喜拖泥带水，三言两语议论过了士诚进驻太湖之事，便不再多言，话题一转，出乎群臣的意料，提起了另一个话题。
他举目远望室外，悠然说道：“今日咱们在此议论太湖。想必，这条消息也早传入了益都。诸位，你们认为燕王会怎么看待此事？”言外之意，他是想要群臣猜度一下邓舍会不会因此而对“结盟”事狐疑自扰。
刘基说道：“燕王虽少，可称英杰，非士诚之流可比。今，士诚进驻太湖，主公因而令各军暂停前行。如果与咱们结盟的士诚，听到这条消息后，或者他会因此而狐疑自乱，疑心主公会有背盟，但燕王必不至此。”
“先生为何如此肯定？”
“纵观燕王事迹，他的发迹是在云内三州败后。当其时也，孛罗帖木儿铁骑如流，气吞如虎，赫赫如关铎众亦胆颤心惊，无不仓皇之后顾，惟思以逃生为念。而他却独领八百败卒，转战半个辽东之远，先智取永平，续以数千新卒，就又勇敢深入千里，再得双城。‘智勇兼备’，即此谓也！
“凡智者，能料敌於先机；凡勇者，能遇强而不屈。能料敌先机，则是士诚之扰太湖，他必知主公不会以此为忧；能遇强而不屈，则是纵主公‘背盟’，他亦无所畏惧。是以，臣知燕王定不会因此而狐疑自乱。”
刘基对邓舍的评价与认识是在慢慢地改变中。
最初时，他并不怎么看重邓舍。辽东偏远之地，高丽夷人之国，无论邓舍在那里做出了多少出色的事迹，威名也确实难以传入中国。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海东一再地开疆拓土，更尤其是随着邓舍得益都后，以一国之力，竟然就敢独自抗衡察罕、孛罗之后，他对邓舍的感观就便不由自主地为之一变了。
——，要说起来，若是把邓舍取辽东、海东比作有了根基；那么，他先后多次地与察罕、孛罗之争，则也就确如刘基之所以改变感观一样，才算是他开始名声鹊起、逐渐地名扬中国了。与察罕帖木儿之战虽然很艰辛，但也正可谓“有苦有甜”。从刘基此时略带称赞的话语就可以看出，只要他能坚持到胜利，哪怕不胜利，能保住平局，日后的前程也定会因此而“不可限量”。
朱元璋深以为然，喟然叹道：“燕王年不及弱冠，要比我年轻许多，但是在短短的数年间，却竟就有了今日的成就。时邪？命邪？实在后生可畏！他虽与我同殿称臣，共为宋人，且方结盟，但‘隐然一敌国矣’。”
忌惮之意，溢于言表。
刘基还没说话，杨宪先自不忿起来。前番方从哲出使金陵，他多次受辱，故此对益都没甚好感，当下嗔目戟指，尖锐了嗓子，奋声言道：“辽东，荒凉边疆；益都，百战之地。燕王虽得之，怎能与主公有江浙富饶相比？‘差强人意，隐若敌国’，主公此言谬矣！臣虽愚昧，不敢听之。”
他虽出自私心，但话却是公论。
当着心腹群臣的面，表示对盟友的忌惮确实不太合适。
朱元璋心中警惕，面上带笑，挥了挥手，笑道：“希武说得对！我本是戏言。”轻描淡写地将失言带过，命人展开了地图，悬挂墙上，问诸人，说道，“如刘先生言，‘燕王必不至此’，肯定不会因士诚而就对与我结盟之事狐疑。那么请问诸位，以你们看来，燕王下一步会有何举动？”
秦从龙说道：“兵以合利，而以分败。目今济宁战场，王保保虽败而其军犹众；且闻言，察罕帖木儿的援军已出临汾，将与之合。反观我军，还未入河南，不能及时起到与益都相呼应的作用。是在短时间内，燕王将要面临敌众我寡的局面。窃度其计，非有二策，唯有一途，可以应之。”
“是何计策可以应之？”
“聚前线各营，合兵一处，方可能对抗察罕。”
朱元璋颔首，问刘基，说道：“老先生以为呢？”
刘基很赞同秦从龙的见解，说道：“元之所言甚是。”
他走到地图前，指点山东，说道：“益都放在济宁的军队号称二十万，实际虽然肯定不及此数，但也应在三万左右。济宁，不过是腹里的一个路，城邑不多，府县亦少，按说有三万人据之，应该是绰绰有余了。
“但是主公请观之。现如今，益都的这三万人马却分驻多处。赵过军巨野，庆千兴军兖州，李和尚、杨万虎居山阳湖，邓承志居泰安。各营分别相去百里，中且有敌城为阻，其势岂可得相及？倘若王保保在得到察罕的援军后，出一轻兵掠之，他的各营定然缓急不能相救，必败之也。
“是所谓：‘势不相及，必受其累。’燕王，天下贤将，是很擅长用兵的。他不会看不出这个弊端，所以，臣以为，一如元之所言，他的下一步，肯定就是会传令前线各部扫荡残贼，争取把各部、各营都互相勾通、联系在一处。只有把各军各营握成了拳头，才能立足不败，并待以击敌。”
有句话说，只有英雄才了解英雄。
邓舍、洪继勋把朱元璋的心思和下步举止推测得半点不错，而朱元璋与刘基也把邓舍的心思和下步举止猜度地半点不差。
朱元璋嘿然，说道：“先生对燕王的分析，真是和我完全一样！”
他振衣起身，慨然言道：“燕王年少，还有雄图之志，丝毫不惧察罕的凶悍。我金陵将臣协和，文武济济，坐富饶之土，有雄兵十万，囊与士诚、友谅战，所向无前，岂只是名动江南？怎能还不如燕王！方今海内汹汹，干戈不已。诸卿，我虽才疏学浅，没有什么德行，却也深为天下苍生苦。此番联盟燕军，趁察罕之敝而攻取之，实千载难逢的良机！敢不发奋？试教天下人看之，我皇宋精卒，究竟是出自辽产，抑或吴人！”
有人问道：“太湖士诚？”
“士诚，疥癣而已；察罕，心腹之病。待取河南后，以胜强敌之军，再南下卷取松江，易如唾手！”
朱元璋锵声下令：“若如我预料，燕王定已传令前线，命各部会师以备大战了；咱们吴军，也不能落后！……，老先生，濠州之战如何了？”
“已取钟离，濠州尚未能破。”
“军令：限缪大亨、朱英两日内破城。愈期不克，斩！”
次日下午，捷报传来。
“濠州城克，孙德崖被俘。得降卒千余。”
又次日，朱元璋起步卒两万人，由徐达统之，出金陵，赶赴濠州，与缪大亨、朱英会合，直取河南。并又派出劲卒五千，由常遇春统率迂回北上，杀去济宁，一来是为与燕军会师，壮大声势，二则是为当徐达侧翼。
一时间，精卒悍将悉出金陵。
消息传出，天下震惊。
无论南北，皆言之：“安丰宋，燕、吴联手，欲同取察罕。”
太湖岸边，张士诚蠢蠢欲动，有因此而犯边的意思。朱元璋稳坐不动，调朱文忠出建德，威胁杭州。果如洪继勋、刘基等人所料，士诚果然进退失据，不知所措，再三瞻望，终不敢挑衅开战，竟无功而退。
——
1，李善长与朱元璋同里。
杨宪、凌说、高见贤、夏煜尝言：“李善长无宰相才。”
朱元璋回答道：“善长虽无宰相才，与我同里，我自起兵，事我涉历艰难，勤劳簿书，功亦多矣。我既为家主，善长当相我，盖用勋旧也，今后勿言。”
2，宋濂。
朱元璋称赞他为“开国文臣之首”。
他有一个学生，也是大大的有名，就是死在“靖难之役”中的方孝孺。朱棣兵临南京城下后，麾下的第一谋士姚广孝曾经这样与之说道：“城下之日，彼（方孝孺）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老师是“开国文臣之首”，学生是“天下读书种子”，师生二人，诚然是师不愧生，生不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