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谁这么大口气！哎呦你怎么拿石头砸人呢！”四爷觉得来人口气太大，就想反驳一句，挣个脸面，哪成想来人阴损得很，直接用暗器砸来，正中他的胸口，把他砸了一个跟头，脑子晕晕的，气焰也被打下去了.
“不就是一个人十两银子么，总共八个人，八十两银子够了吧！拿契来，钱货两清了！”干这事的正是刘白羽，不过他是实话实说，拥有位面商人系统的他最不差的就是钱了几十两银子还真不算啥.
“辽东老乡么？”听着刘白羽的东北口音，八个辽东人眼睛里有了那么一点神采，然后在稀泥里一边对着刘白羽磕头，一边留下眼泪，嚎啕大哭起来，这个时代的家乡人关系的威力，可是比刘白羽想象的大出了几倍不止。
“好了，好了，一切都结束了，黄兄给他们先披上衣服，然后送回家吃饭，扫热水洗澡就是了.不过别让他们第一顿吃太饱了，会出毛病的，喝稀饭，然后慢慢调养就是了！”
刘白羽看着这些反复乞丐，下身稀烂短裤，赤裸上身伤痕累累，身上还散发着臭味骚味混合出来异味的“辽东老乡”也不由得留下眼泪来——以前再电视上看凄凄惨惨的非洲难民，刘白羽都掉眼泪捐个五十一百的，何况是面对真人，还是黑皮肤黑眼睛的中国同胞了！
“老爷慈悲！这家伙是把我们往死里用，拿我们辽东人不当人啊，要是老爷你晚来两天，我们尸骨都没了！”
一见到富贵老乡把自己解救出来，八个“辽东老乡”七嘴八舌的说出了自己的来历，却是让刘白羽无语了.
辽东为努尔哈赤占据，因为当时汉人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就对汉族展开了大屠杀，明天启三年，1623）六月，因为复州汉民人数增加太快，让努尔哈赤感觉到巨大威胁，于是以复州汉民接受大明国“派来之奸细和札付”，将要叛逃，为借口，努尔哈赤派遣大贝勒代善、斋桑古、阿济格、杜度、硕讬等贝勒，率兵两万，前往镇压，将男人几乎全部斩杀，带回大量子女、牲畜。
既然对努尔哈赤不够忠顺，保不住小命，那么成为顺民又如何呢？前提是满洲主子不缺粮食，後金天命九年正月，因为旱灾造成后金粮食紧张，努尔哈赤连下九次汗谕，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国的大部分辖区，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为“无谷之人”。努尔哈赤辱骂“无谷之人”是“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于正月二十七日“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
顺民也可能随时小命不保，自然就激起了辽东人民的反抗，和东江镇毛文龙将军率领的游击队一起，刺杀满洲贵族，白甲，余丁，汉奸败类，依附满洲的蒙古人等等，把后金从擅长的正面战场拖入了破袭战的泥潭，让努尔哈赤头疼不已，最后使出了抽干水，就无鱼的屠杀绝技.
後金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彰义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后金高额税赋，配合东江镇打游击的事例，宣布要斩杀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区别”汉民，凡系可能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
努尔哈赤认为杀尽汉族中最有反抗精神的一部分，就可以永久奴役汉人了，十月初三的“汗谕”中，命将未杀的“筑城纳赋”之“小人”（即劳动者），全部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庄），每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赋”。编丁隶庄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各赐一庄”。这样一来，原来“计丁受田”的汉民，失去了“民户”的身份，沦落为奴隶制农奴性质的“庄丁”，被迫缴纳数倍于“计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赋，人身奴役加重，剥削更为厉害。
辽东地区的大多数汉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汉民以外），从“计丁授田”的後金国“民户”，下降为缴纳高额地租、惨遭庄主压迫的封建农奴，严重地加深了辽民的苦难，农奴制庄园恶性扩展，遍布後金辖区，应该说这在政治上便于镇压汉民反抗，不失为一招好棋，但是在经济上由于八旗奴隶主不善于农业生产，还妄自尊大的不吸收汉族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在经济上来说，造成粮食大减产，这是东北农业很大的倒退。
後金天命八年六月，努尔哈赤决定派兵屠杀复州兵民时，丝毫不顾及对生产的破坏，这种只顾泄愤不顾长远的做法，连他一些有一定经济头脑的儿子们，甚至汉奸都看不下去了，他的女婿“抚顺额驸”李永芳谏阻说：“所谓复州之人叛者，非实也，恐系人之诬陷矣。”
李之本意是应当慎重，等努尔哈赤气消了之后再进谏，让他顾忌一下自己称霸根本之地的农业生产，不要竭泽而渔。可是，已经杀红了眼的努尔哈赤却大发雷霆，厉声指责自己的女婿李永芳“以明帝为长久，以我为短暂”，“心向明国”，蔑视金汗，竟革去他的总兵官职，捕其子来审讯，後虽复官，身为努尔哈赤女婿的李永芳却再也得不到信任了.
既然努尔哈赤如此狠毒，让辽民们不得不逃亡临近的山东等地，不过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这些讨回祖国的辽民们的下场也没好到哪里去.
这就和大明朝的小政府政策有关了，朱元璋自以为小政府不扰民，却是没有想到，小政府，小财政初期老百姓负担是小了，但是政府赈济灾民的能力不也是变小了么？事实上在明朝前期农民起义就是此起彼伏，这和明朝小政府小财政赈济灾民的能力不足有很大关系.
而到了明末，因为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小财政赈济灾民的能力低下的弊端就越发明显了.辽民们逃到中原之后，本来人口密度的不断增加，明朝初年，官府拿出可以耕种的土地给予灾民的这套自然不好使了。小财政又拿不出赈济灾民的钱来，辽民们为了求生，自然和当地的居民产生了极大的冲突.
辽民们涌入山东的太多，政府无力救济，连吃饭都困难，就只好降低自己的身价，给口吃的就行，导致很多山东地主以此为借口用农奴化劳动，取代佃农制度，或者说的通俗些就是给口吃的就愿意当牛做马的辽民们多了去了，你一个佃农还想叫四成租子就种我的地？地租调高到七层，甚至八层，你愿意干干，不愿意滚！
后来这矛盾实在让山东官员们怕出大乱子，不过政府一没有荒地安置，小财政又没有钱，这可怎么办呢？既然解决不了辽民的问题，就解决辽民本身吧！
明末的山东总兵刘泽清想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以辽民们可能有建州的奸细混入为理由，直接把辽民们都抓捕起来，然后作为农奴买卖……
总而言之在山东由于明朝奇葩的小财政体制问题，官员们的天才设计，地主趁机压榨农民，外来辽民们和本地人矛盾彻底激化了，后来投降满清的明朝将领之中著名的“辽东三矿徒”——孔有德、耿仲明和尚可喜在山东之乱里面大肆屠杀山东百姓，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有这种地域矛盾的影子.
现在在山东，不论上下贵贱，排斥辽民那是主流民意，这也是所谓的四爷敢于敲诈黄大力的原因，如果不是黄大力的辽东腔，就凭黄大力这一身豪奴的打扮，他这个无赖如何敢惹呢？
而且更让四爷这流氓兴奋的是，黄大力的主子很有钱，却是辽东口音，这种好杀的肥羊，自己不讹诈一把，简直是这辈子白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