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写海洋，涉及海权，忽然对中国古代的海权思想产生了兴趣，搜索了一点资料，以飨读者。）
刘刚李冬君
近代，海运大开，列强跨海而来，中国已浮于海。
当年，孔子长叹曰：“道不行，吾将乘桴浮于海。”
其实，孔子也就叹叹而已，没有去知，去行。但这一叹却提醒后人，惹得李白要“直挂云帆济沧海”，而苏轼欲“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了。可他们，还是没有去知，去行。
从圣人之叹到诗人之叹，就这样叹下去，一叹不如一叹。或如康有为《论语注》所言，那时，海道未通，欲泛无舟，孔子惟有“空深叹慕”。然“叹慕”二字，妙在将沉重的无奈，化作一种情怀。孔子叹世，未必慕海。慕海，乃近代士人情怀，有此一“慕”，便启动知与行了。
在欧人航海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下南洋”、“下西洋”，最为活跃。
那时，洋人称南洋为“中国之南洋”，这要归功于唐、宋以来的外贸。
徐氏《瀛环志略》志南洋曰：“西北之耀武功，始于汉，故称中国为汉人；岭南之聚番舶，始于唐，故称中国人为唐人。”我们中国人，以通西域而称汉人，以下南洋而称唐人。
至宋朝，更是海域大开，尤其南宋，经费困乏，依靠海舶，岁入不少。
明初，虽有太祖“片板不许入海”令，但成祖还是派了郑和下西洋去。
此举之缘起，或曰寻建文帝，言非无据，然所见小矣。郑和下西洋，本不亚于汉、唐通西域，乃我民族生存空间向海外拓展，为海权意识自唐、宋以来之新觉醒，得了航海时代新风气。那时，东西方同步发展，各有其航海时代，欧人航海，发现新世界，中国人航海，南洋成了“中国海”。
冯承钧撰《中国南洋交通史》说，明朝以前，称南海、西南海者，至明朝时，都已改称为东洋和西洋了。冯著引《明史·婆罗传》云：“婆罗又名文莱，东洋尽处，西洋所自起也。”因此，婆罗以东，称为东洋，以西，称为西洋。然而，冯注《瀛涯胜览》，又以苏门答腊和爪哇为分界，指出，“当时所谓之西洋，盖指印度洋也”，“以爪哇以西之海洋为西洋”，而苏门答腊“乃西洋之总路”。
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时，东洋几乎就成为了中国内海，西洋才是新世界。“下西洋”的起点，不是中国东南沿海，而是面向西洋的苏门答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以东，包括台湾和琉球，都属于东洋，都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在此范围内，郑和可以立国王，出了这个范围，才是下西洋。
郑和七下西洋，打了两仗，都打在苏门答腊岛上，因为下西洋的关键，就是控制这个岛，并以此为据点，进取西洋。有人说，郑和下西洋，做的都是赔本生意，此言差矣。郑和沿途赏赐宝物，表面上是维持朝贡贸易，实际上是以贸养战，以贡助战。一支两万七千多人的海军，游弋海上，需要多少给养？食物和淡水不可能全带来，沿途采办，除了靠支付手段，如瓷器、茶叶等，还要靠制海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真正的航海远征军，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海权时代。遗憾的是，郑和率领的中国舰队，到过红海，却没有进入地中海，沿非洲大陆东岸南下，到了好望角，却没有绕过好望角奔向大西洋。
此为东西方运会转折点。东方帝国的航海时代及其海权思想，从此就开始衰落了。
明中叶以降，欧罗巴诸国，扬帆东来。从此，中国人才知道，还有大西洋存在。所以，将原来的西洋，改称为“小西洋”了。欧人从大西洋来到小西洋，过苏门答腊岛和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洋，那时，闽、广之民先来，对欧人是欢迎的，徐氏《瀛环志略》称他们为“欧罗巴之东道主也”。
朱棣、郑和以后，中华帝国的海权思想便失落了，而民间海权思想却在兴起。
嘉靖年间，闽人吴朴著《渡海方程》，就提出要在海外置都护府，开市舶司。
《渡海方程》于嘉靖十六年首印，为我国第一部刻印的海运水路簿，比欧州第一本水路簿《意大利口岸簿》早四十七年，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以长江口的太仓刘家河即郑和下西洋的出发港为开洋出发点，分南北两条航线：南线经南海，印度洋，抵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国；北线经黄海，渤海，抵鸭绿江出海口。真可谓从东洋到西洋，从南洋到北洋，八万里水路，要设多少督护府？这样的眼光，已超越海防，含有了以海权立国的思想。海防背靠沿海，以海岸线为依托，海权，则跟着海外贸易走。
航海往西南去，至忽鲁谟斯国，据说，郑和七次下西洋，其中有三次到了忽鲁谟斯，还将其作为基地，从那里派遣分舰队赴红海和东非。有人说，忽鲁谟斯在波斯湾与阿曼湾之间的霍尔木兹海峡中，是一个离海岸不远的海岛。也有人说，忽鲁谟斯，就是霍尔木兹的音译，就是那时的伊朗。
把海权伸到波斯湾，如此想法并非破天荒，郑和下西洋已经这么做了，吴朴的海权思想，可以看作是对郑和下西洋行动的一次历史性的总结。据说，吴朴《渡海方程》，就是在对郑和下西洋的针路和十五世纪以来流传于民间的诸多水路簿进行综合整理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沿海山形水势，航路远近，水道深浅，都有记述，并附有山屿识别图。书分经、图，“经”以记海国里程，且述其海权思想，“图”以志海中山屿，为航海标示。后来，“经”入《顺风相送》，“图”入《郑和航海图》，原著消失了。
从郑和下西洋到吴朴著《渡海方程》，约一百来年，从《渡海方程》到茅元仪著《武备志》，亦将近一百来年，《渡海方程》刊印前，以郑和下西洋为标志，中国有过一个海权时代，吴朴的海权思想，便是这时代的反映。《渡海方程》刊印后，“筹海派”兴起，以郑若曾撰《筹海图编》为代表。
吴朴的海权思想，源于闽地故乡——漳州诏安梅岭，那里是海湾吞吐之域，海商往来口岸，海盗出没所在，川流不息的下海者，前赴后继的耕海人，“或出本贩番，或造船下海，或勾引贼党，或接济夷船”，吴以布衣混迹其间，“于天文地理，古今事变，四夷山川，道路远近险夷，无不在其胸中”，曾从征安南而返，因议海禁，被诬入狱，竟以囹圄之人，囚徒之身，奋起而为中国海权立言，所著《渡海方程》，忧愤如屈原赋《离骚》，伤心如太史公作《史记》，其深心可掬，悬胆如沥，泣血而悲矣。
吴欲以海权向海外发展，故以长江出海口为中心，东北至鸭绿江出海口，西南至波斯湾，一如百年前之郑和下西洋，欲于此辽阔海域，赋予其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理由”，而其海权思想，则欲以制度化的都护府和市舶司，将郑和下西洋以来所赋予的“国家理由”，从军事和贸易两方面坐实。
但他主要还是表达了来自民间的立场，反映了民间海洋力量，犹如马汉一样。
马汉认为，一国海权兴衰，取决于该国的民间海洋力量，一国从事与海洋有关职业的人数多寡，从来就决定着该国海上权利的大小。我们以此来看明清两朝，怎么禁都禁不住的，如潮水般出海的闽人，来看遍布南洋和西洋各地的华侨，他们无疑是中国海权的最重要的力量，可明清两朝，不仅没有为他们的存在赋予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理由”，反而把他们当作“天朝弃民”，国家乱党，必欲置之死地。王朝如此，这在马汉看来，无异于自弃海权，因为，几乎所有海权，都以民间海洋力量为基础。
马汉指出，靠君主专制，当然也可以组建起一支纯粹军事性质的海上力量，可经验证明，这样的海军就如同没有根系的植物一样，不久就会枯萎。以之论郑和下西洋，岂非正是如此？
格劳秀斯《论海洋自由》告诉我们，海洋为人类所有，没有哪个帝国能占有大海，没有一个帝王能统治海洋。天下观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有河流，却没有海，王权统治河水，对海水却无能为力，我们历数古往今来那些最贪婪的帝王，有谁能将海水变成他们的“王水”呢？
因此，专制王权对于海有着天然的反感，这不光是由于海之大显出王权的小来，更由于王权本身就与海的本质格格不入，海的本质是自由，那些出海者，从“王土”出走，自觉不自觉，都走在海的本质——通往自由之路上，这在王权看来，便是自绝于天朝，流落于番邦，甘愿为弃民。
而《渡海方程》，却是一本为出海者提供针路、海图，还要求朝廷为航海赋予“国家理由”的书。吴朴认为，朝廷这样做，最起码有两个好处，一来尚武，于所在海域多设都护府，可以巩固海防，伸张海权；二来重商，于通商口岸多设市舶司，能广开税源，增加贸易收入，使海路变成财路。
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好处，朝廷怎会不见？但是，这些好处，同民间海洋力量的成长比较起来，对于朝廷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朝廷对民间海洋力量的恐惧，更甚于从海洋获取利益。
不管怎么说，王权主义确有远见，如果放任民间海洋力量成长，并赋予了“国家理由”，而使其有合法性，那么促使中国三千年来一巨变，就不要等到欧人东来，早在东南沿海一带就发生了。
王权的形态是家天下，王权的着眼点，首要的，并非国家利益，而是家天下的安全。民间海洋力量成长，虽然于国有利，但是否有利于家天下，尤其是家天下的安全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最怕三千年一巨变的，不是民间，而是王权，这么一变，也许就变掉了王权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念，变掉了由王权赋予王朝政治文化的“君纲”至上的价值观。王权之于“变”，本来就敏感，对于“变”的因素的掌控，尤其对民间海洋力量消长因素之预控，亦可谓防微杜渐，颇有远见。
吴朴“议海禁”，此其所以入狱；《渡海方程》为出海者立言，此书之所以失传。
而那些出海者，即所谓“福建沿海奸民”，就是促使中国“三千年来一巨变”的内因。
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巨变来自西方，并归咎于欧人，归咎于他们的船炮和传教士，还有鸦片和上帝，但仔细一想，就发现，不是所有欧人都能使中国巨变，那些屠杀华侨，与明朝、清朝合作的西班牙人、荷兰人，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只有利用了中国民间海洋力量的英国人，带来了巨变。
想知道倭患是怎样消除的吗？论惯例，我们首先就会联想到戚继光、俞大猷等人，以为他们善剿，才使倭寇消失。其实不然，郑若曾论海防之策有二，一曰“御海洋”，一曰“固海岸”。戚、俞等人，未能御倭于海洋，亦未能拒倭于海岸，海权非其所有，海战非其所长，故引倭上岸，聚而歼焉。
若以筹海论，戚、俞皆未入流，然以抗倭言，他们却守住了国防的底线，亦属难能。
如郑所言，以广船、福船巡海，就可以“御海洋”和“固海岸”，何以非要引倭上岸，打个鱼烂河决呢？如果是国的交战，不妨如郑所言。例如，万历年间，明海军与倭国在朝鲜决战，就是一场典型的“御海洋”之战，明海军取得了胜利。可如果交战方的主体处于模糊状态，仅仅是被冠以“倭寇”之名的本国民间海洋力量，那么战争的性质就是内战，战争的形式就不可能采取“御海洋”和“固海岸”。
后来，明朝招安了郑氏海商军事集团，使民间海洋力量，有了合法身份，这样一来，不仅“倭寇”消失了，连“海上马车夫”荷兰人都屈服了，朝廷的筹海经略多半也就成了纸上谈兵。
朝廷不要海权，可出海人要。于是，东南沿海一带，纷纷兴起海商武装集团。这些集团，较之倭寇，大有改观，他们在更为广阔的世界里和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分享了世界地理大发现成果和经济全球化利润。朝廷不知新大陆，不知银子来路，他们知道；朝廷靠“澳门—马尼拉”航线由西班牙人做转口贸易，而他们却走东洋下西洋做自由贸易。正是出于对自由贸易的需求，他们懂得了海权的重要。
不是一代王朝，而是一介海商，代表了中国的一个海权时代，那是郑氏海权时代。
可惯于招安的郑芝龙，又被清朝招安了，中国民间海权运动遂转向其子郑成功。
清军入闽后，父子二人有一番对话，见于《台湾外记》卷二，儿劝父曰：“吾父总握重权……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以海权争天下，这样的主张，在中国是破天荒。此前，郑成功以“通洋裕国”向隆武帝进言，以之为国策，这在政治思想上，亦从未有过，而且还赋予了一个“国家理由”——反清复明。
他以这样的“国家理由”收复了台湾，接着，就派使者到吕宋去，向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屠杀华侨的罪行，并联络各地甲必丹——华侨首领，要他们断绝同吕宋贸易。须知，华侨势力，是中国民间海权的一部分，华侨势力消长，就意味着中国民间海权的进退。郑氏时代，中国民间海权的基础，不光在东南沿海，更分布在南洋一带，所有进入该海域的列强，都进入了郑氏的海权范围
对于民间海权，清朝视为大患，满人占有国土，尚未拥有海权，南明退到海边，欲以海权抗争。为灭民间海权，清朝不择手段，海禁以外，厉行迁界。康熙三次迁界，从山东到广东，沿海居住民都被迁走，寸板不许下水，片物不许越界，为者杀无赦。适逢西班牙人屠华侨，助灭民间海权。那时清朝，身份为异族，还是入侵者，其屠杀国人，不逊于欧人屠杀华侨，其欲扼杀中国民间海权更甚。
而郑氏，则欲以此民间海权，占台湾，取吕宋，继而夺爪哇，控制台湾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然后联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可怜这样一个伟大的海权梦，因郑氏先崩，没有“成功”。
郑氏信心满满，坦言：“东西洋饷，我所自生自殖者也；进战退守，绰绰余裕。”
郑氏居一海岛，养兵十万，战舰数千，以“通洋裕国”，而财用不匮。且以洪门深入内地，遍植会党，布下星星之火，此伏彼起，渐成燎原之势。辛亥革命，非从天降，其来有自矣。清朝禁海迁界，以困郑氏，反使郑氏独操通洋之利，“中国各货，海外人皆仰资郑氏”，郑氏反而“财用益饶”。
萧一山推崇郑成功，他在《清史大纲》中，以郑氏为中国近代民族革命第一人，书之“民族革命之酝酿”一章，开篇就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人不能不大书特书的，就是郑成功。”
遗憾的是，这个在航海和自由贸易中成长起来的郑氏“海商—军事复合体”，虽然有着足够的资本和武装力量，却没能以海权立国体，没有像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走在如麦尼尔所说的资本主义道路上，向着民主共和国的目标远航，反而背道而驰，走向以王权自立。共和国兴起，要靠自由贸易和保护自由贸易的武力，还要从自由贸易里发展出自由主义，没有自由主义，郑氏家族走不出王权樊篱。
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走出王权走向民权，那第一步，就走在了民间海权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