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入浙江后不久，耿精忠就得知两江战事已经平息，不过对面的赵国祚所部实在不堪一击，耿军所到之处，浙江绿营溃不成军，连对天放几枪抵抗一下的姿态都没有。既然赵国祚和松奎整天琢磨着就是怎么出卖浙江来保证子孙富贵，全浙江自然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短短几年各种官位就都拿来出售，不但湖州、嘉兴这些停止科举的地方不接受流官，就是还在浙江总督府控制下的府县，也很多年都没有接受过流官了。对此赵国祚不但不干涉，反倒还从中抽头，因为他觉得，说不定府县明年就会划成禁海区了，官位能卖一次是一次，为何要白白便宜了朝廷的科举生？
被耿部抓获的很多浙江绿营军官一个个都大腹便便，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在军营里呆过几天。经审问，现在浙江很多军职都是明码标价，升迁和转任都需要付钱。既然这些官职都是靠钱买来的，见到敌军来了谁肯上前拼命？不许开枪也正是这些军官下的命令，生怕激怒了入侵者导致他们遭殃——花钱买军职是为了升官发财的，现在本还没捞回来呢。也正如这些军官所愿，耿精忠对他们的合作很满意，也没有与兵不血刃的耿部接下仇怨，很快就都被耿精忠释放。
因为进展如此顺利，所以耿精忠虽然听说两江恢复和平，但却舍不得停止进攻。本来在出兵前，耿精忠的计划是占领浙南两个府，然后就陈兵江西边境，观望两江和郑经的动静，再确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可现在杭州给耿精忠的感觉是唾手可得，他就按捺不住，下令继续向北进军。而江西那边既然已经尘埃落定，耿精忠觉得董卫国的地盘大概不太好抢了，就一门心思要从浙江这边获得更多的补偿。
在耿军高歌猛进的时候，杭州和浙北的自卫队依旧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现在浙北两府的文武官员大都和四川的联系紧密。很多人从四川书院或军校毕业后就回乡效力，他们一心要把全浙江并入帝国的体系，而且还有了全盘的计划，那就是仿效四川巡抚衙门和知府衙门的关系，来建立帝国政府和浙江省政府的关系。
现在四川巡抚衙门和下面各个知府衙门的关系是：巡抚衙门对知府衙门有领导权，各府也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省税，但巡抚衙门并没有知府的任免权和考核权。知府的考核由府议会来完成；而知府下面的各区官长，则是同秀才们选出来的，而不是邓名任命的，知府对他们也只有有限的领导权，而没有任命和考核的权力。如果一个知府看某个区长不顺眼的话，唯一能做的就是收集他的贪赃罪证，然后去提刑官那里告他。但下一任区长依旧是由同秀才选出来的，也未必就能顺眼。
浙北派和浙东军的关系很好，但两者之间同样有分歧，浙北派认为，知府并不需要由邓名来任命，应该直接由府里自己选出；而浙东的马逢知、郑瓒绪他们则认为，同秀才选举到区长就可以了，知府这种高官的人选还是应该由丞相来负责权衡。
正是因为这种分歧，所以浙北和浙东依旧是两套系统。不过即使意见不同，而且现在湖州和嘉兴两府上依旧挂着大清的旗帜，但浙北的庄廷钺也不认为他们是杭州一伙儿的。听说赵国祚要求自卫队参战后，浙北集团内部的反对声也很高，认为为赵国祚流血毫无意义，甚至还有激进分子主张仿效耿精忠反正，先拿下杭州再说。
在耿精忠占领金华的先头部队绕过义乌，逼近诸暨后，赵国祚终于让步，答应用严州府的土地当做报偿，酬劳自卫队的流血牺牲，而且还允许临安以西的杭州府地界自治，成为湖州府到严州府的走廊。消息传出后，桐庐和新城等地都是一片欢腾。
这些地方的浙江缙绅几年来一直看着隔壁的浙北自治区眼红，那里的官吏如果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早就被议会给轰下去；而严州府这边自从杭州不用朝廷的流官后，官吏更是肆无忌惮，连康熙十五年的税都被他们预征走了。为此，严州的父老哀叹杭州的土官还不如北京派的的流官呢，一面诅咒赵国祚和松奎早归极乐世界，一面盼望着能够快点被划进禁海区。
只是去年禁海区才划到金华府的义乌，看起来严州这边距离纳入张尚书管辖还早着呢。而赵国祚一伙很可能在严州府进行最后的疯狂举动，想想就让父老们不寒而栗——已经有人私下派子弟乔装打扮去浙北或是浙东，然后去四川报考军校了。要是赵国祚打算在严州预征几十年的税出来，大家说不定也只有鱼死网破了。
现在四川的军校只接受本土和同盟地区的生员。浙北就属于帝国的准同盟地区，学生都是自费，毕业后也不能加入帝国军队；而浙东则被视为本土，食宿全包，成绩优良者甚至可以有一定的服役军区选择权。那些特别有门路的严州缙绅就走马逢知的门路，让子弟们摇身一变成为浙东人士，希望他们成绩出众，毕业后志愿返回浙东服役，将来可以影响浙东军的决策，在必要时出头打赵国祚这个坏蛋。
在这次浙北自治区和杭州的谈判中，也有严州的势力在煽风点火，全力游说庄廷钺要态度强硬。不少严州的实力派还向庄廷钺保证，只要他肯惦念着严州的父老，将来严州的父老就会支持他出任帝国的浙江总督。当耿精忠占领金华后，严州也发生了一些小骚乱，不少人担心耿精忠会向他们的家乡杀来。不过现在总算是雨过天晴，耿精忠直奔杭州去了，而赵国祚也全盘同意了浙北自治区的条件，
达成协议后，浙北的军队就再次打起靖难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开赴杭州府。而即将加入自治区的严州府和杭州府西部地区也踊跃报效，他们虽然没有民兵可用，但提供一些粮草还是做得到的。而浙北放开边境后，江南巡抚梁化凤的讨逆军也得以进入浙江，和靖难军一起奔赴前线应战耿精忠——除了梁化凤用来表忠心的嫡系部队外，还有个别人是蒋国柱的死硬旧部，比如前两江总督的标营。赵天霸向这些不得志的人许诺，如果他们在此战中出力，那赵天霸负责帮他们在福建获得一块防区。
直到此时，马逢知依旧保持中立。赵天霸觉得既然要打，就狠狠地打，让其他野心勃勃的军阀看看擅自发动战争会是什么下场。因此在耿精忠北上时，马逢知一直默不作声，为了回报耿精忠绕过义乌的善意，马逢知还把义乌和其他可能威胁耿军侧翼的驻军统统撤回宁波。
……
张朝逃亡四川后，董卫国就把自己的办公地点搬去了南昌。梁化凤组织军队入浙的时候，董卫国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讨伐耿精忠的部队。不过董卫国并没有用讨逆军这个名字，因为他觉得这是梁化凤先喊出来的名字，而董卫国追求的是江西和江南的平等地位，而不是让南昌依旧隶属在南京下面，即使是名义上的也要尽量避免。一方面避免再给江南勒索税金的借口，一方面董卫国也不愿意位于梁化凤之下。
董卫国给江西出省作战部队起的名字是“靖逆军”，和“讨逆军”或是“靖难军”都很像，一眼就能看出与他们的同盟关系。在确定广东没有任何异常举动后，董卫国就在南昌发表讲话，称东南各省同气连枝，江西和浙江本来就是兄弟省份，而为大清讨伐叛逆更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动员完毕后，董卫国就命令靖逆军出发，向耿逆的福建发起攻势。赵天霸许诺，若是江西出力，那论功行赏的时候，就会考虑给董卫国一些闽西北的地盘做补偿，当然，有没有补偿以及有多少补偿，要根据出力大小来决定。
密切关注福建动静的郑经此时也做好了出征的准备，不过郑经打着的是明军的旗号，所以他不可能宣称耿精忠是需要讨伐的逆贼。郑经和马逢知、郑瓒绪他们一样，会打出援闽的旗号来——反正耿精忠正受到清兵的围剿，所以同属明军的浙东军和台湾军，当然要兵发福建支援耿精忠——就算耿精忠的失败无法挽回，至少要保证最多的府县依旧控制在明军手中嘛。
耿部和讨逆军、靖难军在绍兴周围发生激战的时候，东宁三声炮响，郑经命令陈永华这个他看得一清二楚的老实人留守台湾，负责帮他盯着这块根本之地，延平郡王本人领着刘国轩等大将漂洋过海，大举援闽。
几乎是同一时刻，尚可喜和尚之信父子也基本商议确定了广东藩的出路和对策。当初两江战事方起时，尚之信就急不可待地要发动兵变，把他父王软禁起来，然后高调反正，一举杀入江西。但老谋深算的尚可喜压住了急躁的儿子，一直静观时局。
所以一直到蒋国柱、张朝先后兵败，解散了军队，被迫流亡入川的消息传来，尚之信依旧没有发动政变，广东也没有反正重归大明。
“父王，董卫国已经起兵靖逆了，我们该怎么办？”得到江西的最新动向后，尚之信急不可待地来找尚可喜。在尚之信看来，他父亲那种一味的两面下注，只会让尚藩失去最好的扩张良机：“父王，必须要下决心了。要是父王看好耿精忠，我们就反正，攻入江西；要是父王不看好耿精忠，我们就要旗帜鲜明地出兵福建讨逆。”
“急什么？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么惶急怎么做得了大事。”尚可喜不满地斥责了儿子一声：“这些事为父早就知道了。”
作为两面下注这门技巧的宗师级人物，尚可喜不慌不忙地拿出来一批旗帜给儿子看，这些旗帜共分为三种，其中一种上写着“荡逆”的字样。
“兵凶战危，事关本藩前途，全族的生死安危，如何能不顾一切地赌大小？而且你忘记了，我们背后还有一个平西王呢。除了平西王，还有延平郡王，最近郑家的海船不断在本藩周围窥探，那郑经小儿难道会安什么好心吗？”尚可喜一边说，一边把第一种旗帜展示给儿子看：“还要继续观察一阵，才能知道该不该看好耿精忠。但最关键的是，除了观察耿精忠，我们更要仔细斟酌该不该反正。现在局势尚未明朗，我们绝对不能草率行事。而这面‘荡逆’的大旗，无论广东反正与否，都可能用得上。”
尚可喜的意思就是让尚之信先领兵去福建、广东、江西三省边境，如果耿精忠的形势看好，而且明军的势力大，那尚之信就应该果断打起明军旗帜，率兵杀入江西，荡平董卫国这个逆贼，至少先替广东把赣州拿下来再说；反之，若是清军势大，耿精忠节节败退，那尚之信就应该留在清廷这边，攻入福建去荡平耿精忠这个逆贼，把尚藩的势力发展到闽西南。
除了这面两用的“荡逆”军旗，尚可喜给他儿子准备的第二种军旗上写着“援赣”二字。见儿子面露不解之色，尚可喜就耐心地面授机宜：“或许耿精忠对董卫国会有优势，但总体来说还是清兵势大，那你就要打起这面旗帜来，以清军的身份杀入江西，从董卫国手里夺取领地。”
既然依旧是清军，那自然不能用“荡逆”而是“援赣”了。
尚可喜给儿子准备的最后一面旗帜是“援闽”。在大形势有利于明军，而小形势不利于耿精忠的情况下，尚之信就需要在战略上反正归明，在战术上伙同董卫国攻打福建。尚可喜和郑经、赵天霸的选择不谋而合。
“为父必须要坐镇广州，以免给平西王或是延平郡王留下可趁之机。”尚可喜手下并没有一个人如同郑经的陈永华那样既有才干、又可以完全信任，所以尚可喜只能把见风转舵的权利交在了儿子手中。不过尚可喜思来想去，两面下注做到他这种地步，也就是登峰造极、无懈可击了。
在尚之信离开广州前，尚可喜再三叮咛：“首先要确定是清兵势大还是明军势大，然后再确定是福建好打还是江西好取，最后酌情打出一面旗子来。千万不要心浮气躁、莽撞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