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李自成和吴三桂的誓约，李自成不但立刻将太子还给了他，而且还答应让出北京城，让吴三桂去辅佐明朝的太子，“自誓以后，各守本有之疆土，不相侵越，所有大顺已得之北京，准与五月初一交还大明世守。”而誓约的最后一句则是：“如果北兵侵扰袭掠，合力击之，休戚相共。如违此誓，天地亟之。”
“归还北京，做摄政王，闯王开出的条件真是很不错啊。”如果不是有前世的经验，邓名估计大部分人听到这个条件恐怕都会心动，毕竟当时清军还没有在关内成功立足，如果吴三桂不献山海关的话，估计清军仍然不能；而吴三桂凭借这样的功劳，很有可能成为曹操一样的人物，挟天子以令诸侯。虽然巩焴没有讲，但邓名觉得李自成开出这个条件的时候，肯定会认为至少能安抚吴三桂一段时间，但却没有想到吴三桂毫不犹豫地倒向满清了，放弃了独立权、掌握朝政的机会以及再造朝廷的功勋，剃发投降了多尔衮，甚至连一丝的犹豫都没有。
“吴三桂知道他根本守不住这么多东西，就算他贪心拿下来，最后也得被别人夺了去，而且还会多面竖敌耗尽他的兵力。不过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平西王面对这么大的诱惑，居然一点儿也不心动，或者说就算心动也绝对不会为此去莽撞行事，当真是豪杰啊。”说到后来，邓名对吴三桂都忍不住用上了平西王的称呼。换个稍微头脑不清醒的人，恐怕都会抱着“富贵险中求”或是“不做怎么知道做不到”的心理去赌一把，替李自成挡住多尔衮，或是暂时继续中立，而不会让清、顺之间的平衡被立刻打破。
对吴三桂来说，这无疑是极其明智而且有利的选择，但对中国来说，则是大不幸了。收起所有对吴三桂的轻视之心后，邓名又开始琢磨李自成的策略，发现其中的算计也是相当了得：“北京刚刚拿下，闯王说还就还，如果能不毁约的话——那闯王还真是拿得起、放得下。”
“皇上当时的难处和吴贼一样，甚至比吴贼还要大上很多，”巩焴又是一声苦笑：“而且早已经骑虎难下，国公大概想不到吧，在山西的时候，皇上、平章就不想打北京了，但形势比人强，逼得皇上不得不一步步走到北京城下。当时若是能把北京扔给中立的吴三桂，坐山观虎斗，那平章恐怕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永昌元年，李自成刚刚取得陕西，同时命令袁宗第经营湖广，河南的根据地因为东林大佬侯洵在开封掘河，已经变成了一片泽国。四川的张献忠态度暧昧，北方已经和清军接壤，大顺的战略形势依旧相当严峻。
而一开始对山西的进攻，本意也是为了西安的安全而发动的扫荡性战争。当时明廷判断李自成如果有意进攻京师的话，也肯定不会走山西这条路，因为上面重兵密布；但没有想到李自成偏要走这条路，因为李自成的目标本来就是严重威胁西安安全的这些明朝重兵，而不是北京。但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山西明军闻风而降，十几万大军向六万顺军交出坚城要塞。
“东征唯一的一场仗就是宁武之战。放在河南可能这都不算什么，因为周遇吉前后就守了一天，然后就被我军击败了。在河南的时候，这种一天见胜负的仗估计很快就不会有人记得了，但东征中的宁武之役被反复提及，就是因为实在没有别的好提的了。而且就是周遇吉，其实都是误会。”永昌元年的东征，是大顺的辉煌胜利，但巩焴说起来却毫无喜色。
“误会？”
“是啊，从西安出发的时候，我们有六万军队，权将军（刘宗敏）带着两万前锋，号称五十万，皇上带了四万人，号称百万。我们宣布要推翻明廷，号召地方官吏献土投降——出征嘛，总要有点气势，把目标说的大一些。但没有想到居然这么轻松，出兵后不费一刀一枪，就拿下了大半个山西，受降了十万多明军。而周遇吉把我们的檄文信以为真，误会我们确实是要奔北京去的，所以他弃城逃跑，放开了通往北京的大道逃去西北面的宁武关，多半心里琢磨着：你们不是要去北京吗，那你们过去好了，让我呆在这里看看风头。”但李自成此战的真实目的是为了保证西安的安全，当然不能让周将军在身后看风头，就离开大道追了过去，赶到宁武城下把他消灭了：“打宁武用了一天，打完皇上就想回师了，因为连姜镶都投降了，整个山西已经平定了，明廷能够用来威胁西安的重兵已经全部不复存在了。”
“可你们没有回师，”邓名隐约猜到了李自成的难处：“因为投降的明军太多，闯王养不起了吗？”
“正是，陕西三边本来就需要外地赋税的支援，不过靠着整顿吏治，还有没收的秦王府财产，我们还支撑得住；但山西也是一样，每岁都要上百万两的军饷，以前是明廷给，但现在投降我们了那明廷肯定是不给了。这十几万降兵降将，把他们统统遣散吧，那以后恐怕就没有人愿意投降大顺了，但如果不遣散，平章说那是万万养不起的。”
因此在姜镶投降后，李自成的东征非但不能胜利结束，反倒要为寻找新的财源而战，这时李自成发出了东征后的第二道檄文，劝崇祯投降。不过在大顺取得空前大胜后，檄文看上去反倒像是遭遇了大败一般，在这篇新的檄文中，李自成一反之前称崇祯为无道昏君的说法，反倒赞赏崇祯“君非甚暗”；在帮崇祯推卸了不少责任后，李自成还公开号召明朝大臣要继续忠于崇祯皇帝。无论是替敌国的皇帝洗脱罪名，还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号召敌国的臣子要格尽职守，忠君爱国，这都是古往今来的头一份。
不过这个时候李自成的檄文还是蛮有气势的，要求崇祯皇帝自降为藩王，禅位给顺王李自成。巩焴对邓名解释道：“如果大明成为大顺的藩国了，那让它进贡些军饷总是可以的吧？”
但李自成的号召显然没有起到作用，在崇祯皇帝拒绝禅让的同时，紫荆关等地的北直隶兵马也开始接二连三地向顺军投降，很快就连代帝出征的大学士李建泰都领着崇祯的四万禁卫军向李自成投降了。
“不但没有能逼崇祯甘心进贡，反倒又多了十几万降军，这又是一大笔军饷啊。”巩焴一脸的无奈，到这个时候，李自成连遣散投降的明军都不太敢了，因为投降的明军实力已经超过顺军主力好几倍，要是一下子群起作乱，李自成还得千辛万苦地杀回陕西去。
当逼近京师后，李自成发出了东征后的第三道檄文，建议崇祯接受他的投降，只要承认李自成的顺王地位，而且把山西、陕西等地封给他做藩国，并且提供军饷，那李自成就向明廷投降。
“嗯。”邓名把巩焴叙述的东西串了起来：
最一开始，李自成带着兵马杀出了西安，冲着崇祯大喝一声：昏君，我来推翻你了!崇祯则不甘示弱：我兵马比你多，你这是来送死！
等顺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夺取了山西后，李自成的口气软下来了：发现你也不是很昏的皇帝，咱们还是有话好好说吧。而崇祯一如既往地强硬。
然后就是顺军一路畅通无阻地开到了北京城前，这时李自成已经隐隐有求饶的意思了：明君，干脆收留我做您的臣子吧，只要您肯发军饷就行。但崇祯还是不松口：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早在三月三日，鞑子的使者送了一封信到榆林。”巩焴提到的这封信，就是多尔衮给李自成的那封信，约李自成共同讨伐明朝，由迟启龙专程送到榆林守将王大都手中：“王将军款待了鞑子的使者，说由于这封信没有写明是给皇上的，所以王将军不小心擅自打开了。王将军称会把这封信的内容转告皇上，请多尔衮再写一封表明是给皇上的信，然后赶快送来，好交给皇上证明他没有胡说。”
“这是缓兵之计吧？”邓名问道。
“是。当看到这封信后，皇上和平章都非常重视，因为鞑子已经正式询问了我们对清国的态度，我们不可能答应和鞑子约定平分中国的土地和人民，但如果拒绝，那鞑子就会成为大顺的敌国。当时大家都认为，王将军这个计策只能给我们争取两到三个月的时间，当多尔衮第二次送来信件的时候，皇上就无法不表明态度了。因此我们必须要尽快停止东征，返回西安，部署山西和陕西的关口防御。”
因此就有了李自成在北京城下的谈判。三月十七日，北京城外的明军向李自成投降，十八日，顺军占领了彰义门两侧的城墙，此时李自成和刘宗敏一起来到彰义门城下，要求再次和崇祯谈判。得到守军许可后，李自成把太监杜勋派了进去，这次李自成列出了很具体的条款，更苦口婆心地给崇祯讲解议和的好处：李自成不但会立刻把北直隶等地的土地、军队都还给崇祯，而且还愿意帮助崇祯抵御满清入侵，更能在必要时帮助崇祯镇压其他的农民军。
这个条款让邓名赶到非常惊讶，因为李自成一个“群寇”就把自己也给骂进去了，而且这也是李自成唯一一次改变了对农民军的称呼，更推翻了闯营的正义性。李自成在这封议和条款中的立场，已经和离开西安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几乎是在驳斥自己出兵时的那封檄文，从这封条款的用词中，邓名能感到李自成不惜一切代价要结束东征的急切心态，已经到了口不择言的地步了。
“当夜，杜勋出来了，说崇祯还是不同意，于是皇上的帐内一片沉寂，最后权将军（刘宗敏）跳将起来大喝一声：‘这狗皇帝，他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拿下北京，我们把他的银子都搬出来，他都守得住长城，我们也守得住。”接下里的不用巩焴多说邓名也知道，在崇祯皇帝拒绝了李自成最后的请求后一个时辰，顺军开入北京城。但出乎李自成意料的时，崇祯根本没有银子，但崇祯的遗产——整个北方边境的数十万军队、无数需要维护、修缮的堡垒，都被李自成不情不愿地继承到手了。
“当时皇上手中的主力就是离开西安时的六万人，但从潼关到北京，向皇上投降的军队已经有了近四十万，对于吴三桂根本不敢不招安。因为若是血拼一场，那皇上的主力立刻就会折损很多；而如果对方不投降我们也不去征讨的话，那立刻就会被数十万降军看破虚实，他们蜂起作乱的话，我们靠六万人根本无法镇压，更不用说我们还付不出军饷来。看起来根本的办法还是下江南，取东南财富来养西北之兵。但鞑子还在关外虎视眈眈，数十万新降的军队还需要军饷安抚、需要兵力震慑，当时以六万兵马震慑北方数省这几十万降军、对抗鞑子的威胁就已经让所有人都坐立不安，更不用说再分兵下江南了。”
因此李自成就采用追赃助饷的办法来尽快获得军费，并努力招降吴三桂等手握军权的将领。这时巩焴等大顺君臣都意识到现在他们坐在火山口上，南北两面受敌，财源枯竭，而且还有数倍于嫡系的降军在内。
不过对于这个形势，没人拿得出好办法来，听说清军有破口入关的可能后，李自成没有任何选择，必须要设法御敌于国门之外。因为现在大顺已经是在悬崖边上了，依靠攻灭明朝的声威勉强维系着局面的稳定；而一旦让清军入关导致局面混乱，那局势就可能发生全线崩溃。
“所以吴三桂既然肯和我们约誓，就非答应下来不可。”巩焴说道。
“不仅如此，如果吴三桂利欲熏心地去当大明的摄政王，那么北直隶就算是扔给他了，闯王不但抛下了一个大包袱，而且还得到了一个盟友，最重要的是，这个盟友的实力会不断削弱，最后可能会越来越依赖闯王。”邓名把巩焴没有说出口的那层计算点破：“但吴三桂太精明了，他知道东西看着虽好，没有实力拿下也没有用，还不如彻底倒向一方，而鞑子在关外经营了三十年了，嫡系军队是大顺的三倍左右，还有稳固的领土和财源，没有两面受敌的威胁。所以吴三桂选择了鞑子，也没有因为闯王的条件而发生过动摇。”
按照巩焴的这个说法，虽然一片石之战清军很重要，但最关键的人物绝不是多尔衮而是吴三桂，虽然是三方中最弱小的一方，但吴三桂却是这场大戏的导演。而这是多尔衮掌权以来的第一仗，聪明的吴三桂也就安居幕后，把一切荣耀都归于多尔衮。因此在兵部询问吴三桂具体战况的时候，吴三桂才会让对方直接去问多尔衮，而多尔衮给盛京的报告，关于一片石之战也是相当模糊，甚至是前后矛盾的。
“回到北京之后，皇上就释放了吴襄一家，吴三桂和我们约誓的时候，皇上有意放回他老子，但吴三桂表示只要太子和陈妾就行了，他父母可以作为人质。因此皇上对我们说，吴三桂这人果然是个枭雄，看起来就是杀了他的父母也没有什么用，还不如留下来。”
直到败退回北京后，李自成、牛金星君臣才醒悟到他们对吴三桂的判断完全错误，不过即使吃了这么一个大亏，李自成的第一反应依旧是释放了吴三桂的亲族而不是杀了他们泄愤。
“国公可知道这是为何吗？”巩焴这次没有解开谜底，而是当做题目用来考邓名。
邓名沉思了很久，最后缓缓地问道：“是不是闯王直到这个时候，依旧希望离间多尔衮和吴三桂？”
在此之前，吴三桂在檄文中称自己是要做明朝的忠臣，在一片石之战后，吴三桂还在发榜说他只是向清国借兵。
“正是，”巩焴颌首道：“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平章献两份吴三桂的揭帖给皇上，下面的落款是监国大学士平西王吴。皇上见到了，眉目间又有喜色，催促众将抓紧时间撤离北京。但二十八日，又有一封新的榜文送到，上面已经改成了平西亲王吴，下书顺治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所以闯王当天就杀了吴三桂一家，因为闯王知道留着他们也没有丝毫的用处了。”邓名长叹一声。当时吴三桂声称借兵，多尔衮对这个说法也表示默认，北京人一开始也认为摄政王是平西王吴三桂，清军是请来的友军。而只要这种情况发生，那吴三桂和多尔衮就依旧有矛盾可以利用，李自成不杀吴三桂一家来避免双方形成不共戴天之仇，放弃北京给多尔衮和吴三桂去产生矛盾，仍有机会从被两家合击的局面中跳出来旁观：“闯王实力不足，只能寄希望于敌人内讧，但只要吴三桂不头脑发昏，闯王就束手无策。”
不过吴三桂并没有给李自成这个机会，他选择了彻底投降，而多尔衮对此当然求之不得。如果吴三桂、高第、唐通等明军军头的态度强硬，那他也能接受一个援兵的名义，就像他刚入关时对吴三桂榜文的默认；但既然明军实力派都不打算维持一个名义上的明廷而是全力帮助清军建立统治，多尔衮自然也不会把好处往外推。
永昌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在吴三桂把自己的落款从监国大学士平西王吴改为平西亲王吴时，清兵入关的局面就已经不可改变。邓名前世的神州陆沉命运，是在四月二十六日这天确定下来的，而不是之前发生一片石大战的四月二十二日。在这一天，李自成在军事和政治两条战线上都是败局已定，而吴三桂则在这一天把中国卖了一个好价钱。
“巩老先生和我讲了这么久的往事，应该不是单单为了告诉我吴三桂不是易与之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