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培公抵达南京后，打着湖广绿营旗号的清军就络绎不绝地开到南京，然后再浩浩荡荡地分批赶往镇江。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这就是周培公带来的三万援军，每天都有数不清的士兵经过南京，显然是人多势众、实力雄厚；百姓中一些比较有见识的，觉得这兵力好像有点不太对，看上去并没有官府宣传的那么多，每天路过的大概也就是一、两千到两、三千士兵，虽然连着通过了四天，但都加起来也还不够三万之数。不过他们也不会愚蠢到去和官府打听到底有多少人，万一被官府当作细作抓起来岂不是糟糕。
胥吏比百姓更清楚官员的品性，他们也觉得人数不太对，不过官员必定会在数字上作假，所以即使湘军没有三万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大部分底层的两江官员，看法和胥吏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而两江总督衙门里的一些幕僚和负责的官员，心里很清楚这些从南京城外路过的清军，有很多都是两江的部队。蒋国柱效法当年董卓进京时的手段，把标营分成几拨，每一支标营都带着一批辅兵，化妆成湖广绿营大摇大摆地从南京城前通过。乘船东进一段，然后再趁夜色溜回上游来，再次走一遍过场。
这些清军部队被告知是在帮湘军制造声势，好让正路过南京的湘军看上去数目更大罢了。那些参与行动的军队，对于具体的军事安排当然心里没数。只有蒋国柱身边的几个人，才可能知道出来进去的湖广兵尽数是两江部队装扮的。
这些装扮成湖广兵的两江部队中的一部分，会跟着周培公一直前进到镇江附近，虽然实际上部队是蒋国柱的属下，但蒋国柱严令标营军官不要参与分功。有的心腹对此还有点不解，因为若是周培公能够成功地说服邓名退兵，那两江总督衙门完全可以把战斗经过吹得天花乱坠，这种白来的功劳不要难道不可惜吗？
但蒋国柱心中却另有打算，他现在因为兵力空虚、无计可施，所以只好利用周培公去与邓名会谈，但将来这件事到底会不会突然东窗事发实在不好说。如果蒋国柱让标营去分一份功劳，那将来撇清自己的难度也会随之提高；如果这些仗都是周培公打的，那蒋国柱或许还可以声称自己被蒙蔽了——是周培公见无法取胜，就私下与邓名交易，说服邓名退兵的——这个理由其实也很难成立，但蒋国柱现在还比较心虚，遇到问题总是本能地想向后缩，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在向朝廷形容湘军的军容时，蒋国柱还绘声绘色地讲了一个故事，称周培公带着部分援军抵达时，因为码头拥挤所以船只靠不了岸，用来运输人员的小船也都人满为患。周培公等得不耐烦，就带队跳下及腰身的江水中，然后带着全副武装的士兵涉水上岸。
据蒋国柱称，周培公和他的亲兵们从江里走上来的时候，依旧阵容不乱，还能迅速地恢复秩序，让江边旁观的百姓欢声雷动，都认为周培公所部气势逼人、勇猛无敌。
……
“怎么什么地方都能见到周培公？”身处镇江附近军营中的邓名，刚一开始听说周培公居然追到这里来后，首先是怀疑，确认了消息后剩下的就只有惊讶了。听说打着周培公和湖广绿营旗号的清军开近镇江后，邓名就事先预备好谈判用的桌子，等待着周举人的大驾光临。
周培公也没有让邓名久等，当天夜里他就乔装打扮，带着几个随从赶到明军的营地中。
“恭喜周布政使了。”邓名已经知道了周培公高升的消息，所以一见面就高声道贺。
“全是托邓提督的福气，不值一提啊。”对方的祝贺让周培公也不禁微笑起来，不过他很快就收敛了笑容，正色对邓名说道：“邓提督和我就不要耽误时间了，我们这就开始吧。”
得知周培公拥有很大的谈判决定权后，邓名也是松了一口气，因为两江总督衙门和他依旧缺乏信任，无论邓名提什么条件对方都怀疑其中有诈。而和防御相对要差得多的扬州相比，邓没有太多的把握爆破南京的城墙，诉诸武力只能是最后的手段，而且若是行动失败，恐怕会让自己处于更不利的谈判位置。既然武力威胁是下策，所以如何与蒋国柱达成信任，能够让对方相信自己会守信用就成了邓名最头疼的事。
而周培公的到来，无疑很好地解决了双方的沟通问题，两个人彼此都很熟悉，谈判起来轻车熟路，很快就达成了不少一致的意见。在双方都感到受威胁的地方，彼此也都懂得并且信任地互相退一步，很快就把和谈的大体框架搭建完成了。
对邓名来说，谈判最大的收获就是可以从蒋国柱那里得到明年全年不攻击明军商船的保证；而明军也向南京保证，明年不会趁着漕运开始之机，再次堵在瓜州、镇江之间，切断清军的漕运。此外邓名还需要退出镇江，并保证一年内不再主动攻击蒋国柱的府县；而蒋国柱用来交换的则是不充实战船的生产。
两个人很快就谈妥了江南的妥协方案中的大部分条款。崇明岛的归宿问题，是双方的争论焦点，周培公表示不能允许明军在长江口如此近的地方建立营地。但邓名也是毫不退让，坚称明军必须留在崇明岛保持对漕运的威慑力，这样才能确保南京方面履行条约。
江南的条约因为崇明岛的问题而暂时搁浅，周培公就拿出另外一个议案，这是关于江西方面的，张朝和董卫国都不希望邓名在回程时又拿下九江做临时落脚点；既然现在江西已经没有水师了，那邓名对九江也不再非常看重，很快就同意了江西缴纳过路费，换取明军不攻城掠地。
至于邓名本以为两江会提出的货物定价问题，张朝和蒋国柱居然都没有这种意识，按说周培公应该清楚这件事的重要性，但他竟然同样没有提。
两份协议框架拟好后，接下来就是汇报和等候批准的阶段了。
得知周培公居然是作为一军统帅前来，而且还没有任何一个有份量的两江官员陪同时，邓名又吃了一惊。根据他的经验，官员见到这种不需要冒生命危险就可以立军功的机会时，就会像闻到了血腥味的鲨鱼一般地蜂拥而至。既然蒋国柱肯邀请周培公到南京，那就是说明他对周培公很有信心，那明显能立功的机会不安排几个心腹跟着沾光就有点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邓名并没有一直疑惑不解，很快他就猜测可能是蒋国柱打算撇清他自己和谈判的关系，将来可以说一切都是周培公背着蒋国柱干的。
“周布政使可要小心了，”邓名觉得自己猜得大概不会错，他也没有必要替蒋国柱遮掩，就直截了当地说道：“事多反常则近妖，周布政使可别落一个鸟尽弓藏。”
“邓提督过谦了，邓提督可不是我对付得了的，所以我从来没有担心过被弓藏。”周培公哈哈一笑，告诉邓名自己虽然年轻但并不傻，也注意到了蒋国柱的举动有些异常。
紧接着周培公就对邓名解释道，当初他在张长庚手下效力时也有过类似的担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顾虑也就渐渐烟消云散了，而张长庚的心态看起来也在发生着变化。以前张长庚和江宁这边一样，所有和邓名有关的事情都交给手下去处理，他本人要么就不闻不问，要不就躲在幕后不露头。
随着武昌和邓名的交易越来越多，交易量越来越大，而且张长庚还从中大量获益后，他就开始意识到把自己撇清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小。既然不太可能在东窗事发后脱罪，张长庚就起了别的心思。这次湖广总督积极响应蒋国柱的号召，把周培公给两江派过来，其用心和蒋国柱的捆绑战术差不多，就是设法造成法不责众的效果——这些周培公当然不会讲给邓名听。
“原来周布政使早有预备，那我是杞人忧天了。”邓名对这个话题不是有很大的兴趣，若是说的太多，恐怕对方会认为自己是在施展离间计。
第一天会面的时候，周培公并没有提起武昌的欠条兑换协议，他知道这件事也许会引起邓名的激烈反应。假如邓名不肯为手下人签订的协议负责的话，那这份协议显然不会得到遵守，周培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武昌多赚一天是一天，当然不会主动地挑明，最好邓名的手下也一直瞒着邓名才好；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邓名愿意为手下的行为负责，周培公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主动提起此事也没有什么好处，说不定邓名会牺牲一些在江南的利益来挽回武昌的协议，那样就等于是用武昌受损来让南京、南昌收益。虽然周培公拥有两省的布政使衔，但他暂时还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在返回营地的路上，周培公默默琢磨自己未来的对策，今天谈判的时候他很认真，打算在替蒋国柱要回镇江和替张朝确保九江平安的时候，还尽力让他们少付出一些代价。这不但可以给两位巡抚一个惊喜，而且也是周培公理解的本职工作。
刚才邓名提起蒋国柱的异常反应时，周培公立刻就表示自己注意到了，而且早因为武昌的经验而不害怕了，但其实周培公并没有如他所说的那样深思熟虑过，反倒是被南京的胡萝卜砸得有点晕乎乎的。之所以在第一时间称自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也是在与邓名多次谈判中养成的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周培公生怕在对方面前露出破绽，所以什么都是先堵上再说。
“湖广总督虽然像我说的一样，对与邓提督的交易管得越来越多，但冲锋在前的依旧是我，到时候不管别人怎么样，反正我肯定跑不掉。江宁巡抚这里，将来如果有事，他们也会尝试着先把责任推给我。如果众多督抚都参与此事，就算暴露了，朝廷或许会有所顾忌而不会痛下杀手。但总要杀鸡给猴看吧？搞不好我就是那个被杀的。”周培公几天来的好心情渐渐散去了，不过他意识到，当时他对邓名说的另外一句话也没错：“只要邓名依旧纵横长江，那督抚们就还用的着我，无论是湖广总督还是江宁、江西巡抚，他们的其他手下一见邓名就腿肚子发软，恨不得立刻答应对方所有的条件。我比他们都强——只有邓名依旧能够威胁督抚们，督抚们才会倚重我……嗯，我似乎没有必要和邓名斤斤计较。”
算来算去，周培公发现给督抚们争取的最好条款并不是自己的最佳策略，他只需要表现得比其他那些不懂谈判的人强就够了。在证明自己的用处的同时，应该让邓名拿到更多的好处，这样明军就会变得更强，对督抚的威胁也更大，这样周培公的地位就能得到日益巩固和提高。
“如果邓提督对北京都形成巨大威胁了，那时就是朝廷知道了此事，说不定也不会把我怎么样，而是同样要依仗我的才能。”周培公开始意识到，他的最佳对策就是“挟邓自重”，这样他才是最安全的：“不过湖广总督大人对我情深意重，我不好这么做啊；蒋巡抚虽然对我有些提防，但也给了我布政使大印，我要是出卖他也不妥啊。”
回到军营中后，周培公依旧在天人交战，一边是自己的利益，一边是恩主的利益，他有些不知道应该如何把握尺度。不过最后周培公还是决定适当地维护自己的利益，让他下定决心的正是这些总督、巡抚们的榜样效果。既然这些封疆大吏为了自己的安全都能去通邓，那周培公觉得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也可以对邓名适当放水，只要不让各位督抚比以前更吃亏，就算是没有白拿他们的好处，也对得起栽培的恩情了。
“福建的事情多半邓提督已经听说了，但他知道的肯定不如我详细。”得知达素受挫后，湖广总督对此非常关心，因为这直接会影响到湖广对邓名的战略。虽然清廷对损失情况严格保密，不过官场上看到的线索还是比流入民间的要多得多，尤其是总督衙门这种高级机构，对事态的严重程度还是有所了解的。
周培公打算在左右无人时，假装不经意地向邓名透露一些福建的真实情况，这样邓名就会拥有更好的谈判地位。如果邓名利用这点来谋取更多的好处的话，那就不是周培公谈判不利了。不过武昌关于欠条的新协议，周培公依旧不会告诉邓名，因为那个协议对长官们的影响不大，反倒与武昌鹰派集团的利益息息相关。
与朴烦、于佑明他们签署完协议后，周培公很快就离开了武昌，当他离开时协议还没有开始执行，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个协议刚刚开始执行就遭遇到了一些麻烦。
拿到第一批试验性的凭证后，武昌的鹰派就去交换明军的货物，其他土产都是由邓名留下的人在负责，属于官吏编制。对这些官吏来说，邓名的命令是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既然朴烦拥有定价权，那货物卖多少欠条和他们无关，拿凭证来就可以支取货物，他们已经没有责任问题了。
其他的货物都没有问题，但盐却无法用于佑明给的那种欠条凭证交易，因为朴烦虽然有大部分货物的定价权，但是盐价他是管不到的，盐价是由盐商来定的。
在盐行的人眼里，这就是一下子让他们的售价变成原来的三分之一左右，这是他们绝对不能同意的，因此任凭朴烦好说歹说，这些盐商的手下就是不同意降价出售食盐。
正好卢欢押送着新一批川盐抵达武汉，现在成都的五大盐行对外已经形成攻守同盟，采用统一的价格和政策，然后平分利润。听说卢欢抵达后，朴烦和于佑明就赶紧跑去找他，希望他能出面修改对武昌的食盐价格，好让成都工业银行的凭据能够拥有更好的信用。
“我们当然不能降价。”得知对方的要求后，卢欢把头摇得如同拨浪鼓：“我肯定不同意，就算我同意，其他四家也不会同意；不错，我有权修改成都府盐商联合会在武昌的政策，但不经过他人同意，绝对不能做出这么大的修改。”
于佑明指出，虽然售价下降了三分之一，但欠条的购买力也提高了，所以并没有吃亏。
但卢欢依旧不为所动：“欠条是不是能够兑换更多的银子和我们没有关系，因为对我们来说银子没有用，这里每卖一百斤盐，我们就需要向刘知府缴纳一百元的赋税；每代售一百斤的淮盐，除了缴纳一百元的税赋，还要再交给刘知府五十元的分成。我怎么可能降低售价到一百斤盐六十六元呢？那样每卖一百斤盐我们就要赔八十多元！”
至于那部分可以不收欠条而是用银子来交换的盐，卢欢指出，他也并没有从这个协议中得到任何好处：“与其辛苦地收你发的欠条凭据，我宁可直接收银子，提督和刘知府一样给我们盐商购买铁矿、船只的许可。不行，你们工业银行的欠条凭据我们不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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