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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是一个崇玉尚玉之国，我们的先民们很早赋予了玉器以神秘、道德
等含义，使其富有特殊的使命。艺术是人类思想文化、社会文化的反映。玉器当然也不例外，我国古代玉器与当时的思想意识、社会文化的各方面都发生了极为紧密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种情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形成过程。而且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发生着变化。河北省文物交流中心研究员常素霞同志是玉器研究方面的专家，长期从事古玉研究，积累了不少古玉拓片及玉器考古绘图。这些图片对她的研究和鉴定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了使这部分资料充分发挥其社会功用，她将这些资料进行了系统整理，汇集成了我们眼前这本围绕玉器制作工艺及其社会功用等方面的《中国古代玉器图谱》。
玉器在很长一段时间只是收藏品，许多人没有认真深入地研究过玉器。玉器研究在建国初期还没有被放在应有的重要地位，随着我国考古发掘的进行，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全国逐渐掀起了玉器研究的热朝，如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玉器研究热，使玉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的重大的发展。近几年来，许多玉器研究专家提出仅仅从器物学去研究玉器是远远不够的，应该成立专门的玉文化研究学科——玉学。值得庆幸的是今年上半年第一届中国玉学研讨会（预备会）在安徽召开，明年准备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将会大大推动我国玉学的研究。
（一）透视古玉文化
1．神秘的新石器时代玉器
中国玉器经过了漫长的玉石共存的发展过程，到了新石器时代便彻底与石器分离，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开启了中国玉文化的先河。先民们最早的用玉动机，是基于玉石本身美丽无比的材质。在原始美感的驱使下，将其制成装饰物，佩挂在身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大约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中国玉器便已超脱出原始的美感和由此产生的装饰意义，走上了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等相结合的道路，成为社会某种观念的象征，亦即信仰、权力、地位的形象体现。
红山文化玉器较为突出了玉器的质地和光泽，不太讲究华美的装饰，不太重视细部的刻画，而是尽量反映和体现材料本身的美感，同时也显示出了红山人那种简朴纯真的审美时尚和精神世界。至于玉器造型，既非某一自然物的摹写，也不是众多物象的简单拼合，而是进行了大胆的取舍、夸张，创造出的一种艺术形象。尤其是那些神化的动物形象，均与原始图腾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决不是一般的佩饰物，而成为服务于原始宗教，象征身份地位和权力的神物。红山文化的“C”字形玉龙浑圆光素的卷曲形体中透露出一种威严与神圣。良渚文化玉器创造出了一种以几何形为主体的造型艺术。玉器大大突破了以往光素无纹的传统，成功地雕琢出了繁密细致的主体纹、装饰纹、地纹三重组合的装饰纹。特别是那种神秘莫测、令人叹为观止的神人兽面纹，成为良渚玉文化的特有的装饰。良渚先民用那种极富平面装饰，然而又是最简单、最直接、最富有感情色彩的线条，努力去表现神灵的意识。他们把对神灵及祖先的敬仰，全部倾注到了他们所琢制的玉器上，并相信这些器物与图纹具有特殊的法力，可以沟通天上神祖和地上先民的世界。良渚文化玉器的艺术功能，也就成了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乞求幸福的媒介物。凭借玉器来呼唤神灵求得保护，并逐步使之制度化、合理化、合法化，成为身兼祭祀大权的贵族人物的特权和标志，同时也体现了他垄断了祭祀大权，具有了非同寻常的，可以沟通天地的法力。
2.礼仪化的商周玉器
商周玉器不仅继续承担着沟通天地神鬼的神圣职责，同时也成为贵族阶层显示身份地位高低尊卑甚至王权的神物，即财富和权力的标志。商周玉器的造型、品种与数量都空前增多。除了早期出现的璧、璜等礼仪玉器继续使用外，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大量的浮雕、圆雕动物和人物等作品。其中动物类中，既有想像中的神兽，如龙、凤、怪兽、怪鸟等，也有取材于自然界中的原型，如虎、鹿、牛、马、禽鸟等，无论是动物还是人像身上，多以独特结构的几何形纹勾连而成，形成特定的观念符号，使每一种器物更富有文化与宗教意义。
商周玉器逐渐由新石器时代为原始巫术服务的祀神，发展到为奴隶社会制度服务的祀礼，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重要的礼仪用器，在礼仪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同时也还是祭祀的象征物和对武功的炫耀。这使得商周时代的玉器，其文化意义远远大于写实意义。工匠们在碾琢刻画时，决不能逾越礼制的模式，同时也随着礼制的绝对权威而达到极致。
3.人格化的春秋战国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性的觉醒超越了对神的崇拜，相应地此时玉雕艺术的创作便从对神的敬畏尊崇，走上了自觉表现人性的道路。审美意识的中心也从早期的娱神，逐渐转移到娱人。玉器已突破旧时不能买卖的戒律，开始作为商品广泛出现。同时进一步完善了西周以来产生的人格化的“比德于玉”的思想道德观念。儒家思想借助于玉的自然属性，强调玉的本质主要不是表现外在的美，而是重在表现人的一种高尚的精神世界和自我修养的程度。标志着玉器人格化的确立。
这一时期随着尊神敬天观念的动摇，春秋战国时期的玉质兵器明显减少，祭祀用的礼仪器也日渐衰落，玉器造型摆脱了商周时期严谨规范、形制雷同的倾向，构思巧妙、大胆，富于变化。即使是制作同样的观念性动物，这时制作较为自由奔放，形式更加奇妙精美，工匠们的思想，技巧得以充分发挥。
由于玉的神秘和儒家赋予它的种种道德观念已被人们普遍接受，因此，玉器在战国贵族阶层中已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珍贵物品，甚至必需品了。《礼记•玉藻》云“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与玉比德焉。”玉确已成为君子的化身和代表。可以说此时佩玉的兴盛，并不只是对玉本身的欣赏，而更重要的是对物化了的自我人格的欣赏。使得玉器强烈地受到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许多玉器都有寓意象征性，往往借助于造型、尺寸、色彩或纹饰来象征性喻示伦理道德和社会等级观念。战国时期儒家学说对玉的解释和推崇，使神秘并具有宗教、政治礼仪色彩的玉器又戴上了“品行高尚”的桂冠，人们以佩玉为荣、为美、为时尚。玉器一扫以往古拙庄重的风貌。
此时的玉器工艺达到非常精致的程度，布局井然有序，边角方圆适度，各种细微纹饰交待清楚，线条遒劲有力，转折自然。春秋战国玉器在继承传统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其深蕴的伦理道德的价值应当是先于、高于它的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
4.迷信化的汉代玉器
汉代崇尚道教、玄学，王公贵族祈求生不死，渴望得道成仙。玉器的社会功用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商周以来的祖先崇拜、礼仪规范及道德教化，变成了联系超越生死，联系神仙与现实人间的桥梁。在这种神雾迷漫，仙气缭绕的环境里，汉代玉器采用了写实与夸张并行的创作手法，将想像中的富有浪漫色彩的天上仙人生活与现实中的有生活气息的人间世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批气势非凡、精绝伦并富有梦幻色调的艺术佳品。工艺更加成熟，一些的玉雕神兽，风格自由奔放，人、兽、神相互统一，并能友好往来的浪漫主义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玉器在汉代以后被神化到了顶峰，其社会功用也进一步扩大延伸，并在理论思维上日趋迷信，认为玉是山石之精，吞食可以长寿，敛尸可以不朽，佩戴可以避邪。《抱朴子•仙药篇》载：“玉亦仙药，但难得耳。”《汉书•杨王孙传》载：“口衔玉石，欲化不得”。葛洪《抱朴子》亦载：“金玉在九窍，则死者为之不朽”。汉代出现了大量的葬玉制作，如金缕玉衣、银缕玉衣、铜缕玉衣等。
在玉器造型上，汉代工匠往往采用高度概括、舍弃细节的手法，注重整体效果，表现或把握对象的神韵、气势和象貌。汉代玉器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镂空器物明显增多。汉代玉器对线的运用达到了如火纯青的程度。工匠们巧妙地采用了委婉优美、浪漫飘逸而又刚柔相济的粗细线条相互搭配的手法，创作出一幅幅神奇瑰丽、疏密有致而且健壮饱满、洒脱奔放的艺术画面和艺术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