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他明白为何当权者总是说什么襄外必先安内的原因了，想要对外用兵，并且集中力量打胜仗的话，国内如果没有一个平稳的局面，就无法集全国之力来打大仗，而他现在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短时间之内，还真就抽不出足够的兵力，立即发动对建奴最后一击。
所以暂时也只能让关宁军先过两年安稳日子，只要他们不闹事就行，等他有朝一日把大明内部给平靖下来，到时候再收拾这帮军阀也不算晚，大不了就是多浪费一些钱粮罢了，反正现在他也不是非常缺钱花。
开海禁以及对商贾征收商业税，使得他现在每年都可以多筹措到大批的财政收入，所以支持十万余关宁军，现在对他来说并不算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祖大寿他们这帮家伙也不见得要多少就给他们多少，这帮家伙就算是胃口不小，只要不逼急了他们，他们也不敢胡来。
对于工业方面的建设，于孝天在崇祯十三年的时候，也开始动作了起来，他先在已经牢牢控制住的北直隶的顺德府设立了一座新式的半机械化的兵工厂。
顺德府就是历史上北宋最重要的产铁之地，这里有着历史上有名的冶铁历史，当地本身出产煤炭和铁矿，在北宋期间，这里是北宋最重要的产铁之地，和磁州两地的产铁量，就占据了北宋全国铁产量的一大半。
后来北宋灭亡之后，这里开始衰败下来，元朝的时候这里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产铁之地，到了明代，这里的铁产量虽然已经大大不如以往，但是这里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煤铁都可以在当地直接解决。
所以于孝天决定在顺德府先行进行工业化的推进，建立一座兵工厂，来利用当地资源，直接生产于家军陆军所需的枪支和火炮。
而一座大型兵工厂的建立，也会立即带动当地的煤矿和铁矿的开发，同时还会在源头方面，拉动当地许多手工业的发展，像炼钢用的焦炭，在当地就直接可以建立炼焦场炼焦，然后带动建立起土高炉炼钢，最终在顺德府形成北方第一个重型工业产业基地。
至于技术人员，现在他手头已经不缺了，台湾岛淡水工业区这么多年来，已经培养出了相当多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职业工人，直接调过来一批，很快就可以复制出一大片工厂。
而这样的工业化，他没有交给工部来负责，而是出于私心，还是由海狼集团来牵头，作为他于家的私产来进行，这样可以避免一些保密技术的扩散，使得他短时间之内，失去技术上的优势。
另外随着海禁被取消，沿海开放了多个通海口岸，使得大明的商人以前偷偷摸摸地下活动，转为了明面上公开出海行商，顿时民间资金便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量，开始越来越多的商贾把资金投入到了通海贸易方面。
而这些商贾想要做通海贸易，第一个要做的就是造船，以前大明禁海，禁止造超过四百料的大船，现在这个禁令已经被于孝天取消了禁令，于是沿海各地的造船业立即便被拉动了起来，一座座新船寮在各地被建立了起来，一时间造船的工匠成了抢手货，到处都在高价招募造船工匠，使得造船工匠成了炙手可热的抢手货。
造船业的猛然爆发，自然而然还带动了许多相关产业，比如造船用的木材、麻、铁料、桐油、大漆等等相关产业，都被拉动了起来。
随着一批批海船造好下海，能在海上行船的船夫马上也成了抢手货，到处又都开始招募船工，特别是像有经验的火长，也就是后世常说的船老大船长这样的人，更是千金难求，这使得原来找不到门路不得不下海为盗的一些海盗，现在找到了吃饭门路，有人高新聘请他们，让他们驾船出海行商，吃得好拿的钱多，他们自然而然也不愿意再轻易去当海盗。
更何况现在当海盗，也不是个容易的事情，随着于家军的海军势力越来越大，手伸的越来越长，渐渐已经控制了整个中国沿海，对于打击海盗从来都不遗余力，使得不少海盗只能洗手不干，上岸另谋生路。
现在有人要请火长或者船工，这帮上岸洗手不干的海盗就找到了新的吃饭门路，开始转投到各个商贾手下，给他们充当船工。
随着出海经商的商贾海船越来越多，大批大明的货物开始被商贾装载到船上，出海被贩运出去，各地市舶司赚的是盆满钵满的同时，也大大带动了各地手工业的发展，以前滞销的一些商品，现在也成了抢手货，价格被拉高了一些不说，也让一些闲着没事做的百姓找到了工作，可以在一些工坊之中做工赚取生活所需。
各种可供出口的手工业作坊，在开海禁之后，如同雨后春笋一般的在沿海各地被商贾们筹建了起来，吸纳了大量失地的农民成为职业工人，这样也使得地方的流民数量大量减少，减轻了地方官府的管理压力。
总之开海禁这一件事，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带动了大批各行各业的产业，从源头到终端，吸纳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并且产出了巨大的效益。
老百姓就这么容易伺候，只要找到一口饭吃不至于活活饿死，绝少有人抄刀子去玩儿命的，而工商业的突然爆发，则吸纳了大量的闲散人力，并且补贴了一些穷人的家用，虽然开海禁时间还不长，可是这方面的好处已经在各地都体验到了。
而大明许多传统手工业技术以及产品，这个时候在世界各地都是被追捧的对象，只要找对路子，投资建立工坊，差不多都能趁机赚的盆满钵满。
同样作为规则的制定者的海狼集团，在这样的开海禁的大潮之中，肯定也是受益匪浅，他们把持着几乎所有海上的商路，不管是价格还是交易方式，都要海狼集团牵头说了算，谁要是坏规矩，想要以规定的价格出货，那么对不起，这家商贾铁定马上就会被踢出局，以后就别想再在海上混了。
于孝天作为海狼集团的所有者，当然也是赚的盆满钵满，这也是他腰杆子硬气的原因，只要他愿意花钱，那么就算是户部拿不出钱，他自己也可以拿出足够的资金投入，单单是崇祯十二年到十三年他掌权的这一年之中，他在北方以及中原一带，投资建立各种工厂作坊，就投入了三百多万两银子。
这些银子表面上来看，并没有被拿去赈灾，但是当这些资金流入到社会之后，最终还是分散到了很多人手中，并且吸纳了大量闲散或者失地以及受灾的灾民，到各个工坊之中做工，这样同样也起到了吸纳流民，赈济灾民的作用。
这些被吸纳到工坊之中做工的人，可以通过劳动获取报酬，养活他们的家人，自然就不会再被蛊惑，跟着流民军跑去作乱了，所以别看于孝天没有把他的钱直接拿去赈济灾民方面，但是却通过投资建立工坊，还是起到了很大的赈灾的作用。
而中原以及北方之所以灾民众多，除了天灾之外，人祸也很重要，许多官商勾结，趁机囤货居奇哄抬物价，使得粮食的价格呈现出畸形的高价，使得普通百姓根本无力购买，最终倾家荡产失去了生存的资本，最终被逼走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
但是在于孝天掌权之后，立即开始在他可以伸手控制到的地方，以极其血腥的手段，严厉打击这种官商勾结，囤货居奇哄抬粮价的行为，抄了数千家哄抬粮价、囤货居奇的奸商的家产，捕杀了一大批和奸商勾结的贪官，硬是生生把北方的粮价压低了下来。
比如在崇祯十二年初的时候，真定府一带一石小米或者麦子的价格，被粮商太高到了几乎四五两银子的价格，甚至连人不常吃的豆子，价格也被抬到了三两银子的价格，比之万历年间和天启初年的时候，粮价翻了好几倍，这样的价格，别说普通百姓买不起，就算是一些小有积蓄的人家也撑不住。
但是于孝天在掌权之后，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崇祯十二年十月间，就已经把真定府一带的粮价平抑到了一石麦子仅仅只售一两四钱银子，价格压低了很多，虽然比起万历年间的粮价还高出不少，但是起码回归到了正常的范畴之内。
当然于孝天也很清楚明末北方粮价之所以居高不下，除了天灾和奸商囤货居奇哄抬粮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北方特别是山西的晋商之中，有那么一批铤而走险，官商勾结，把粮食大批通过张家口一带，偷运出关，高价贩售给建奴和蒙古人，赚取超额的暴利。
这些奸商无疑在大明时代，算是铁杆汉奸，他们在关内缺粮的同时，对关内的灾情视而不见，却把关内民众所急需的粮食，大批的转运出关，赚取暴利，一是大大加重了关内的缺粮情况，二是有力的支持了关外建奴的需求，使得建奴在苦寒的关外，却可以吃到粮食，不至于饿死。
关外的建奴通过不断的向关内侵袭，通过烧杀抢掠获取大量的资财，然后从这些关内奸商手中购取粮食，大大缓解了关外粮食短缺的情况，使得建奴有余力养兵养民，最终不断的扩张实力，不断的南下大掠，最终并且窃取了大明江山。
甚至于连关外的关宁军之中一些军将，也和这些奸商勾结，从中分润大笔的利润，甚至于干脆直接把大明朝廷拨发给他们的兵粮克扣下来，倒卖给建奴，来中饱私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