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告成，邓名打算再和陈佐才闲聊几句就告辞，现在陈佐才对四川的民风民情比邓名还要了解得多。
“回头老夫再琢磨一下，把这个书名给改一改，此外，这本书最好也不能说是国公亲笔写的。”在邓名起身道别的时候，陈佐才随口说道，这是他刚才闲谈时想好的办法。
“为什么？”本来已经要走的邓名，突然又停下了脚步：“用我的名字不好吗？如果话是从我的口中说出来，老师和学生们都更容易相信吧？”
“这当然没错。”陈佐才轻轻叹了口气，眼前这位成都的统治者其他什么都好，就是太不懂得爱惜自己的名声了，就好比当初办这个书院也不知道改个名字，结果使得许多的人都认为邓名就是要搞一套谋朝篡位的工具出来。
略一沉吟，陈佐才没有正面回答邓名的疑问，而是提出了一个人选：“巩老先生怎么样？就说是他写的。”
陈佐才和巩焴长谈过几次，对方的学问、见识都让陈佐才佩服得五体投地，陈佐才也很清楚巩焴对邓名非常关心爱护，虽然到四川的时间不太长，但居然也和文安之差不多了，简直就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邓名的身上。
“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呢？”陈佐才心里突然冒出来这样一个念头，但他马上就将其驱散了：“我在胡思乱想什么啊？我深受皇上的隆恩，被提拔为……嗯，被提拔为把总……总之，我绝不能辜负了皇上，要是没有陛下的恩典，保国公还根本不会有机会见到我呢。”
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驱赶出去后，陈佐才继续刚才的话题：“不如就说是巩老先生写的好了，他反正连神主牌都烧了，这点事也不会放在心上了。”
听到这句话邓名才反应过来，哈哈大笑起来：“原来陈祭酒是觉得这本书对我的名声不好啊？没关系，我敢作敢当，再说，也不能什么坏事都往巩老先生头上推啊。”
“国公的前程远大，现在不知道轻重，以后会明白有个好名声还是很重要的。”陈佐才微微摇头，轻声劝说道。
“嗯。”邓名低头愣了一会儿神，片刻后抬起头来，语气坚定地说道：“这本书就是我写的，这样才能达到我想要的效果。”
“慈不掌兵，这个道理老夫也很明白。不过这事就像带兵打仗一样，每个人都需要各司其职。”陈佐才依旧没有放弃说服邓名的念头，实际上，他认为邓名在一次次下江南的时候就做过很多不妥的事。其实很多公开出去不好听的事完全可以让手下挑头去做，邓名只要装不知道就行了。有些话陈佐才并没有挑明，他觉得自古以来一个能成大事的领袖总是会有比较好的名声，因为他自己注意维护，手下也明白这是君臣分工。邓名的实际表现要比陈佐才所知道的大部分领袖都要好得多，如果再加上注意宣传的话，打扮成一个圣人没问题。
“陈祭酒怎么也说起这种话来了？”邓名闻言又是微微一笑。巩焴就多次和他私下谈过这个名声的问题，而且邓名也很清楚巩焴到底在想什么，就是要让邓名更好地争取民心——老百姓都盼着能有个青天大老爷，更盼着能有个圣明的天子；不仅百姓有这个期盼，就是士人也是一样。所以邓名被包装得越好，就越能得到百姓的拥护和支持，百姓们越是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
巩焴也承认邓名到现在为止名声很不错，不过为什么不更进一步呢？把那些强盗、帝国的理论统统交给别人去发布好了，邓名只要坐享其中的好处就可以。巩焴甚至推荐过具体人选，一个是周开荒，巩焴称完全可以把此人打扮成一个杀人不眨眼、蛮横凶狠的形象；此外还有一个任堂，也可以赋予他一个摇羽毛扇的阴谋家的形象。这样，诸多关于帝国的理论都可以被称为出自这两个人的策划——巩焴并不是没考虑过毛遂自荐，不过他担心自己年事已高，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离开人世，无法保证帮助邓名把这个黑锅背到底。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议会投票的那天，陈祭酒在议会里说的那番话，我也听说过了，陈祭酒讲得很好。”邓名轻叹了一声：“其实这种吃绝户的事，仔细想一想，我好像也干过。而且，如果这次东南督抚把案子办成了，我也要去推销债券的——我不可能看着他们把这么一大笔银子全部花到自己的军队上，或是进贡给清廷。”
陈佐才的脸上又浮出孤傲之色，不置可否地听着。
“当我听了陈祭酒的那一番话后，我就知道成都书院课教的很好，大家都懂得聆听别人的话，这实在让我喜出望外。”邓名说到这里对陈佐才抱了一下拳。
“教课是份内之事。”陈佐才简短地答应了一声，脸上也不动声色，安静地把邓名的谢意收下了，其实他心里的想法远不是这么简单。
“这是保国公你的功劳。如果我那次当着刘晋戈、熊兰和全体老师骂你的时候，你派人把我拖出去杀头，那你的手下自然会有样学样，谁敢在他们面前说三道四、指手画脚，他们肯定不会轻饶。”陈佐才在心里默默想着：“因为你不因言罪人——虽然你屡教不改，但你对我表现出来的尊敬，让你手下都知道该怎么对待谏言，可以不听，但不能不让人说，现在已经变成了全川的风气。再说我又有一点名气，所以这次去议会骂他们的时候，虽然他们都有权把我轰出去，但谁也不好意思喊卫兵这么干。”
现在邓名向陈佐才表示谢意，称赞他教导有方，陈佐才也无意去纠正对方的看法，同样是在心中默念：“你不因言罪人，那我就不平则鸣，这就是君子对君子的报答方式。其他的客气话就不用说了，省得你这个年轻后生经不住夸，骄傲自满起来。”
这时又听邓名说道：“五年前，明军在重庆城下惨败，我和其他溃兵一起逃向奉节，途中我第一次参加了与敌人交战，那一仗我还击毙了一个敌人。”邓名挥了一下手，表情平静地说道：“我拉开弓，瞄准了一个活着的人，射中了他，眼看着他重伤落入冰冷的水中，挣扎着想爬上岸，但最后流血而死，被江流冲走了——陈祭酒一定不知道，第一次杀人以后，我好几天都没睡好，夜里常常惊醒过来，想着那个被我夺取性命的年轻人。而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战争会如何地让人变得扭曲。”
陈佐才没有插嘴，听邓名继续说下去。
“当兵就是要杀敌的，这毫无疑问，如果不想被鞑子和绿营杀，就要奋起反抗，就要先把他们都杀了，对此我问心无愧。”
接下去谈到了之后的万县之战。因为目睹了几个熟悉的同伴被杀死在身边，邓名和卫士们追着溃敌砍了十几里地，那天不知道有多少敌人死在他的剑下：“从动手杀第一个人开始，这几年来，我做的事就是杀更多的人，整天琢磨着如何杀人，如何生产最好的杀人利器，训练最善于杀人的军队。因为我这份工作完成得不错，所以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欣赏，而我这个工作还要继续做下去，不知道还要再干上多少年。战争和和平是完全不同的，黑白、对错是完全颠倒的，陈祭酒也当过把总，想必能明白我在说什么。”
陈佐才微微点头，简短地答道：“老夫知道得很清楚。”
陈佐才不动声色，心里想到：“我倒是没有亲手杀过人，不过我为了保证军屯的生产曾经打过人，把我管理下的辅兵鞭打得皮开肉绽。最一开始我也感到恶心，但不得不强迫自己做下去，后来渐渐就习惯了。”陈佐才曾经彻底适应了那份把总的工作，但现在回忆起来，却发现自己又一次生出不舒服的感觉。离开云南好几年了，一直在书院里教书，他当初心安理得下令对辅兵进行惩罚，现在内心感到愧疚。
“所以，我提出士兵们只要服役几年，或者参加过几次战斗就可以退役。不过，这个办法对我不适用。我和他们做的事不一样，这几年和东南督抚打交道打得多了，我也开始分不清是非对错了。有的时候我会冒出一个念头，我想，如果是在五年前，我是绝不会和满清的官吏合作，眼看他们欺压汉人百姓的，也绝不会对文字狱袖手旁观的。但现在我首先会考虑我们四川大业的成败，比起我们在满清官吏心目中的形象，一些汉人百姓的冤屈根本就不算什么。”说到这里，邓名的脸上突然有了痛苦之色。
“慈不掌兵。”陈佐才又吐出了四个字。
“嗯，我总是安慰自己，毕竟这种事一定要有人去做，要有人挺身而出保护国家的安全。”
这次陈佐才没有让邓名等很久，立刻脱口而出：“国公说的一点错都没有。”
“只是我想，等到十年以后，鞑虏被赶走了，战争结束了，我和我的上校们恐怕也都是半疯了——我不认为，一个县的百姓会放心地让一个杀人如麻的家伙当他们的县官，不过他们却认为战争的胜利者是最好的统治者，这真是古怪啊。”
“国公的话，老夫有些听不懂了。”陈佐才感到他跟不上邓名的思路了。
“我认为，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我和我的上校们都需要好好的休息、放松，我们养成了一套黑白完全颠倒的规矩，这套规矩是用来对付敌人而不是自己人的。”邓名摇摇头，觉得军人未必是合适的官员，就算是战争英雄，恐怕也需要先冷静一些年才能重返政坛，至少也得等他在和平生活中消除了战争的影响再说。
“所以保国公才搞了这个院会出来吗？”陈佐才听到这里，突然有恍然大悟之感，他也见识过南明三王是如何驱使百姓的，邓名大概是怕自己会失控变成一个暴君。
“确实，是一个原因。”邓名觉得若是自己将来不进行过战后的心理恢复，很有可能会把带兵的那套观念拿来对付自己人，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成逃兵毙了。大手一挥发动各种生产战役，根本不在乎有多少百姓被充作了炮灰——趁着现在自己还头脑清醒，邓名先把这个议会的框架搭起来，然后带着军队逐步习惯去服从它。不然将来走火入魔，会不会愿意用议会来限制自己就难说了。
“因此，我不愿意隐瞒我的作品，我也不会去刻意保持什么好名声，”邓名对陈佐才说道：“我会时刻提醒自己，把真实的想法和院会分享。你们在后方，基本上是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就算我自己察觉不到我已经发疯了，但你们肯定能看得出来——陈祭酒应该让四川的同秀才们明白，如果军人当得太久，心智不正常了，那也是为国家付出的牺牲，应该得到善待，让军人能够恢复过来。”
陈佐才仔细地盯着邓名看了半天，郑重其事地问道：“可以冒昧地问一下国公，国公驱逐鞑虏后的志向吗？”
“我的志向？”邓名哈哈一笑：“我希望驱逐鞑虏后，院会里坐满了来自全国的议员，他们代表着全天下的百姓……”说到这里邓名突然停住了，他本想说希望议员们会在他进门时全体起立鼓掌，出门时议长会说“我们代表全体国民，感谢您多年的为国效劳”，不过这个志向实在太大了，邓名觉得陈佐才肯定理解不了，今天聊得兴致勃勃，差点一不小心就吐露出来了。
“国公的心思，从来都是变幻莫测。”陈佐才等了片刻，见邓名已经没有继续的意思，就点点头保证道：“既然国公深思熟虑过了，那老夫尽力帮忙便是。”
……
北京。
蒋国柱不久前送来一份报告，称他负责的哭庙案和奏销案都有了起色，哭庙案的首犯金圣叹等人已经畏罪潜逃，没有了领头人后，蒋国柱亲自指导地方官施展手段，把涉案的外围人员分化瓦解——这些没有潜逃的人本来还对清廷心存幻想，所以才会留下。而蒋国柱的方案是“挑动缙绅互斗”，他暗示那些寄希望于清廷宽大的人们：朝廷和两江总督衙门已经不打算追究此事了，不过出于官府威信的考虑，需要一两个替罪羊，然后就会赦免其他的人。
至于具体的人选，蒋国柱也没有指定而是让缙绅们自行决定。他还拿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出来，说官府默许众人分担那个顶罪的人遗留下来的责任，换言之，就是众人负责照顾顶罪者的家人，凑钱弥补该人被抄家的损失。
不出蒋国柱所料，为了顶罪的问题，本来就不太团结的缙绅联盟立刻出现了裂痕，他们之前能够形成这个联盟还是因为浙北的榜样；不过当蒋国柱明确表示官府没有特别针对的对象后，这些缙绅就又开始举办赛跑比赛——不过蒋国柱可不是邓名，他并不打算只吃掉最后一名。
在经过互相举报和陷害后，蒋国柱抓走了几个缙绅，然后要求其余的人按照最开始的约定办，让他们合伙儿照顾被捕者的家人。在这期间，蒋国柱偷偷对其中的一批人说，他们本来就不在官府的严办名单上，就算没有人顶罪，也最多是罚款了事。
蒋国柱估计这些人听完后肯定会觉得自己其实也没大事，分担顶罪人的负担非常不公平，等这些人再为此事闹起来后，蒋国柱再把之前他们互相陷害、告密的信分发一下，估计就能让黑名单上的缙绅们彻底反目成仇——蒋国柱计划分三批到四批把这些富户都抓起来，没收财产，然后卖给四川人。至于查抄所得，蒋国柱计划把一成送给北京，用三成购买四川的债券，剩下的用来养兵。
在给北京的报告中，蒋国柱吹嘘了一番自己的忠诚和干练，拍着胸脯保证，至少能够给北京运去一百万两银子。
把蒋国柱的奏章轻轻地放到了桌子上，索尼沉吟了一会儿，对鳌拜和苏克萨哈说道：“现在江南如此混乱，归根结底还是在邓名身上。”
“正是。”鳌拜和苏克萨哈异口同声地答道，然后一起满脸期待地看着索尼。
不久前康亲王杰书又上了一份奏章，认为等拿到漕银后，清廷就可以挥师西进，取道潼关入陕西，集中河南、山西等地的绿营精锐于保宁、重庆，再加上精锐的河西兵，与邓名再次决一死战。
杰书显然不愿意灰溜溜地返回北京，而且无论是他还是遏必隆，都对淮安的失利相当不服气，认为如果不是因为水网密布，江南人心浮动，侦查不利加上朝廷一再催促等原因，他们不会遭遇挫折。而从保宁、重庆出发，只要粮秣准备充足，辅兵和牲口带得够多，完全可以走陆路攻击成都。
只要攻陷了成都，那所有的动荡不安自然都迎刃而解，就是和邓名拼个两败俱伤，也能阻止他继续无休止地利用水师优势骚扰湖广、两江、浙江、山东——与其让官兵在这么大的范围上疲于奔命、处处设防，还不如集中人力、物力荡平了四川。
这个计划鳌拜和苏克萨哈也是认同的。作为去过四川的战将，鳌拜表示，他认为走汉中这条路攻击西川是完全可行的。虽然路上没有什么人，但确实可以靠大量的民夫和畜力来解决运输问题；对于陆战，清廷也还有一定信心，而且北方的军队士气也还不错。比如河西的赵良栋，就多次叫嚷有信心把邓名一举荡平——在邓名烧死了洪承畴、袭杀了胡全才又生擒了郎廷佐后，敢这么喊的人就没有几个了；而在高邮湖、浙江和山东之战后，赵良栋这样的好汉就更稀罕了，若是去打成都的话，赵良栋这样的猛将一定要带上，他的好搭档张勇和王进宝不用说也得一起去。
只有索尼依旧担忧，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动员会让清廷有被掏空家底的危险。
要是能一劳永逸当然好，那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而且还能靠象牙和翡翠来弥补损失——高明瞻不是说西藏都是满嘴长牙的大象和用来当门垫的翡翠吗？
可若是战事不利的话，那清廷又该怎么办？
“若是几年前我们肯下这样的决心，现在就不用坐在这里发愁了。”鳌拜见索尼又没了下文，焦急地劝说道：“如果我们现在舍不得花这笔钱、下不了这个决心，那再过些年，邓名的流窜范围只会变得更大，朝廷的负担更重，说不定到时候我们连下这个决心的能力都没有了，那才是追悔莫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