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句是“虽隔千年，华夏之心不变，夷狄乱华，汝当何为。”第二句是“夷狄倭国，妄图以邪术断我龙脉，今可得你之力，汝当何为？”
飞儿诞生于陶渊明时代，正是五胡乱华，十六国争霸时代，除了异族当道乱权的元朝，那几乎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和黑暗的一个时期，是中国西晋时期北边众多游牧民族趁西晋八王之乱期间衰弱之际陆续建立非汉族国家而造成与南方汉人政权对峙的时期。「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五个胡人的游牧部落联盟。百余年间，北方各族及汉人在华北地区建立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五胡乱华破坏了中原的政权和经济架构，但也使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产生文化经济交往。由于汉族避难从黄河流域大规模进入长江和珠江流域，史称衣冠南渡，进一步增进了南方的百越、三苗族裔与中原汉族的文化和经济联系。
五胡的概念是《晋书》中最早提出的，一般泛指在东汉末到晋朝时期迁徙到中国的外族人，一般认为五胡指匈奴、鲜卑、羯、羌、氐。[1]五胡乱华的时间一般从西晋灭亡开始算起，一直延续到鲜卑魏建立。对五胡乱华的历史作用，以及影响历来有争议。它是晋朝历史上重要的现象，有学者也称之为“永嘉之乱”、“中原陆沉”、“神州陆沉”、“中原沦陷”等名称。这一时期，历史学家普遍认为是大汉民族的大灾难，几近亡国亡种。
五胡乱华时期处于中国被外族侵占，北方沦陷时期，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他是首次外族入侵中国中国北方沦陷。五胡乱华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野蛮的胡人对华夏文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华夏文明和中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幸得有民族英雄冉闵屠胡挽救了中国，这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影响永嘉之乱以后，中国北方长期沦陷，中国政权流亡南方，建立了东晋。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最终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重心。
形成了一种饱含江南特质的新兴文化；而在北方殖民中国的胡人，为了更好地殖民中国，便大力的破坏中国文化，在文化上用血腥的手段逼迫中国人胡化。因此中国文化遭到野蛮的胡人的巨大血腥破坏，给隋朝恢复中国提供了难度。胡人对中原文明成果的破坏和对当地居民的屠杀，使得市民阶级的发展停滞，其政治上的民族隔离镇压，导致手工业者在苛刻的重负束约下，无力改进生产技术，从而迫使商业资本不断向高利贷资本转换。
永嘉之乱以后，华北长期陷于战争，民生经济大受破坏，人口锐减，晋室政权南下，改都建康，建立了东晋。
五胡乱华时，又有大量的西北诸胡和北方的鲜卑迁入中原。《晋纪》、《晋书》记录当时永嘉丧乱，中原士族十不存一。唐编《晋书》卷65《王导传》据说：“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这就是说，南迁的人超过了半数。留在北方的汉人纷纷建立坞堡以自保。匈奴、羯等族军队所到之处，屠城掠地千里。（如《晋阳秋》残本所称的“胡皇”石勒一次就屠杀百姓数十万，诸晋史中也有大量屠杀记录，屠杀在数个州开展）石勒其侄石虎更加残暴。
原先在中原地区的士族、仕人、农民、手工业者、商贾等也纷纷逃亡到南方去，他们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使江淮和江南地区日渐富庶和繁华，最终在南北朝时期取代中原而成为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
迁到南方的中原部族与当地的人民和百越各族相融合，形成了一种包含江南特质的新兴文化；华北的六族（汉族、匈奴、鲜卑、羯、羌、氐）之间进行了长期混战和厮杀，如冉闵发布“屠胡令”，汉族群起响应，几乎将羯族杀绝，其他的胡人纷纷逃出中原，路上又因为粮食、牲畜、财产等不断互相残杀，死伤大半。到五胡乱华的后期，除汉族和鲜卑族仍保持其势力与明显的民族认同外，匈奴、羯(匈奴中的白奴)、羌、氐战败後或被大量屠杀，或是逐渐被同化(汉化或鲜卑化)，鲜卑族拓拔部最终获取胜利，建立北魏之后逐渐统治华北地区。
陶渊明居士本身，就深受五胡乱华异族入侵的影响和荼毒，自然是对这些深恶痛绝的。
陶渊明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少年时期有“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大志，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年），他怀着“大济苍生”的愿望，任江州祭酒。当时门阀制度森严，他出身庶族，受人轻视，感到“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晋书·陶潜传》）。他辞职回家后，州里又来召他做主簿，他也辞谢了。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荆州，投入桓玄门下做属吏。这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窥伺着篡夺东晋政权的时机，他当然不肯与桓玄同流，做这个野心家的心腹。他在诗中写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对仕桓玄有悔恨之意。“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滋？”（《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对俯仰由人的宦途生活，发出了深长的叹息。隆安五年冬天，他因母丧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帝位，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
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抚争的意愿。
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荣木》第四章）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杀害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经阿曲伯》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邮至，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
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县城西城玉京山麓）失火，迁至栗里（今星子温泉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汩其泥（指同流合污）。
”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禀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讵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挽歌诗》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就这样一个人，他对异族入侵的，仇恨，可想而知是如何的深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