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段正史，无论是邵翾还是文扬，都是烂熟于胸的，之所以再不厌其烦的讲了又讲，主要还是给从小在美国长大的王琳和理工出身的李广义讲的，就像以前说过的，几十年前所谓“新文化运动”的荼毒深入人心，尤其是在教育界，很多国人甚至对于自己的国家的了解，还不如一些外国人，还沾沾自喜的说这是“和世界接轨”其中数祖忘典，不言而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却不知泱泱中华，为什么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无论强弱，总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所凭借的是什么？是凭借强大的武力么？不是，历史上我们被外族侵略，甚至亡国的时候，并非没有过，凭借我们的雄君圣主么？历史上的窃国腐败者依旧众焉；那靠的是什么，是我们祖先几千年传承不断的，独一无二的文化，我们伟大的中国文化，有着无可匹敌的包容性和新引力，外族，总以能掌握学习我们的文化为荣，无论是我们雄踞天下的汉唐，还是积弱的明清，都是如此。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无论谁，征服了我们，谁就变成了我们。但却始终有一帮居心叵测的跳梁小丑，妄图凭借一己之力。颠覆我们的文化。确实是诚为可笑的一件事。
裴文中和助手邵阳现在也是处在这么一个纠结的进退两难的心思中，一方面觉得对不起老道，不能有负所托，另一方面，虽然经历了不少震撼，但关键时刻，裴文中和邵阳的“新思潮”又再次占了上风，这么珍贵的文物，就这么埋了，未免有些可惜，当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把这么个玩意埋在紫禁城，就能救中国，这话说出去，估计十个人有九个都会嗤之以鼻，毕竟这说出去太玄了，这么浪费了，真的不如留着研究，为整个人类去做贡献，那将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估计老道就算泉下有知，也会欣慰的。
“我们通常都会有这种毛病，经常把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强加给别人，代替别人做决定，明明是对别人的亵渎，却非要加上一个冠冕堂皇的帽子。”邵翾突然加了一句，算是对前面这段话的总结，李广义和文扬纷纷点头，深以为然。
既然做了这个决定，后面的一切也就顺理成章了，当时国内的环境越来越恶劣，裴文中和邵阳决定将头盖骨送到美国，那里有一些他们的至交好友，还有最为完善的科研设备可以对头骨进行研究，可以进行整个“造福人类的”伟大研究。
“后面的一段我来说吧。”文扬突然接了过来。“那一段历史，我也是正式研究过的。”
这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为从猿到人的学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1936年，在研究人员的努力下，又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这一年发现了三个成年猿人的头骨化石。
1937年本是遗址发掘的黄金时期。然而卢沟桥事变之后，在周口店的挖掘工作被迫中断，但研究人员还可在设在北平协和医院的新生代研究室对化石进行整理研究。
到1941年，日美关系日趋紧张。在当时被日军占领的北平，日军开始占领中立国美国驻北平的一些机构。存放和保管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北平协和医院虽属美国财产，但看来也难以幸免。在这种情况下，新生代研究室决定为北京人化石找一个更为安全的存放地点。
当时有三种处理方案。第一，把化石运往抗战的后方重庆，但在战争环境下，长途运送安全难以保证；第二，在北平就地掩埋，但在沦陷区安全同样无法保证；第三，运往美国保存。从当时的情况看，第三种处理方案是最好的选择。
据古人类学家胡承志回忆，由于在合作挖掘化石时中美签的合同规定，在周口店发掘的所有化石都是中国财产，禁止运送出境。所以当时美国公使馆的人拒绝接收。后经国民政府协调，远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同意并授权，驻北平的美国公使馆才接收这批珍贵的古人类化石，并准备将其安全运往美国保存。运走前，胡承志对化石进行了精心包裹。他感叹，大概我是最后一个见到北京人化石的中国人，以后没有中国人看见或知道它的下落了。
“后来。”文扬也顿了一下，继续讲到。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按计划列车到秦皇岛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然后运往美国。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是被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被送上火车的。据弗利说：这件事在当时相当秘密。在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的行李。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
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然而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军迅速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美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的兵营也被日军侵占，弗利和戴维斯成了俘虏。在天津的战俘营中，弗利他们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运送来的行李，但北京人头盖骨已不见踪迹。
事隔半年，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常谷部和助教高景东二突然在英文版的北平新闻上声称，保存在协和医院的北京人头盖骨被窃。日本人似乎传达出这样的信息：日军并没有在秦皇岛发现头骨化石。很快，一场追寻北京人头盖骨的行动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追寻工作格外卖力，几乎所有参与发掘工作的人员都受到审查。
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在狱中被关了48天，他的孩子回忆了那段经历：那是1944年5月初的一个早晨……一些日本人穿着军装，带着枪冲到我爸爸妈妈住的北屋，过了十多分钟，日本人推着我父亲出去了。在日本宪兵队，追问我父亲“北京人”的下落，我父母都说：“不知道”。一说不知道，日本人就动手打，最厉害的时候还灌辣椒水，一直把我父亲灌晕过去。最可恶的是，据我父亲讲，就是临出来那一天，又来审问，说裴文中要枪毙你了，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这儿给你留下了纸和笔，你写遗书吧。我父亲开始写起来，结果日本人哈哈大笑说，裴文中今天放你回家了。
古人类学家周国兴回忆说：当时曾经传出一个消息，这些东西已在天津找到了……之后，就莫名其妙地把很多被拘留的人都放了……如果说日本宪兵队没得手的话，怎么那么轻易地放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日本发布的公告声称，已将劫掠到东京的一批古人类化石连同劫掠的发掘工具一起，移交给了盟军当局，以便归还中国。然而中国go-vern-ment从盟军总部接收到的日本归还物品清单中，却没有北京人化石。盟军总部也应中国go-vern-ment之邀，动用驻日盟军参与广泛搜寻，结果一无所获。
之后再次发掘周口店已是四年后了。
1949年9月，周口店的发掘者们在找寻不到化石的情况下，又把目光投向了周口店，希望会有新的发现弥补丢失的遗憾。而此时的周口店龙骨山已是长草没膝，荆棘丛生，到处是日军*留下的累累伤痕，当年的办公房屋荡然无存，满山的树木也被砍伐殆尽。
发掘周口店的计划很快批了下来。9月27日，中断了12年的发掘工作重新开始。古人类学家贾兰坡和技工们先把1937年回填的土重新挖掘出来，在挖土过程中，他们获得了三颗牙齿，这是当时惟一在中国人手中的北京人化石真实标本。
此后，又陆续进行了几次发掘，获得了两颗北京人牙齿和其他动物化石。值得提到的是，1966年由古人类学家裴文中主持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块额骨和一块枕骨，它们显然是属于同一个头骨。新发现的头骨碎片与1931年、1936年的第五号头骨的两块颞骨，拼合成一块比较完整的头盖骨。显然，它们属于同一个个体，这是目前仅存的北京猿人头盖骨的标本。
“这就是整个北京人头盖骨现在很公认的一个事实，或者说接近事实的一个情节。”看了看李广义夫妇和邵翾，文扬继续说：“邵先生，既然您已经这么说了，那证明，后面的故事，肯定和我们了解的不一样了？而且，必然是惊世骇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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