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国与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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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不能，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这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把“宋挥玉斧”解释为“从此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国土”的误解，一直成了一种偏见，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中，而且记述不得要领，通篇只不过560多字。
大理国与宋朝的交往，一是上层联系，一是民间来往。上层联系时断时续，民间来往则一直密切。
北宋初年，宋朝大将王全斌平蜀，大理遣使奉牒庆贺。宋太宗时，大理要求内附，宋朝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982年，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994年宋朝封大理段氏为“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归忠顺王”；995年辛恰显出使云南，著有《至道云南录》。
大理国第11个皇帝段思廉时，侬智高叛乱，欲在两广建立大南国，兵败逃入云南，降于大理国，宋朝募死士入大理求取依智高头，大理斩其头送邕州知事萧立注。1074年杨佐到大理买马，归著《云南买马记》。
第12帝段廉义在熙宁九年(1076年)，派使者入贡宋朝廷，献金装碧玫山、毡、剡、刀剑、犀皮甲、鞍辔。
宋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派遣高泰连奉表朝贡宋帝，求取经典书籍，得到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
第16帝段正严(又名段和誉)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虽然后理国时期大理国君只是个摆设，但外交方面还是得国君出面的；他明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特别重视加强与宋朝的联系，他在位时大理和宋朝的往来最多，从北宋一直到南宋。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派遣李紫球、杨苛样、李伯样向宋廷贡马三百匹，献麝香、牛黄、细毡、碧玫山等物，还派幻戏乐人(魔术师)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大理与宋朝的联系增多。作为小国，大理极力和宋朝修好，屡次遣使请求宋朝加封为藩属，也就是甘愿做宋朝的属国，但宋朝一直不愿意答应；经过大理历代君王一百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朝同意加封大理为藩属。由于交通不便，段和誉派使臣到宋京开封进贡称臣已经是政和七年(1117年)了。
即使在北宋亡于金之后，段和誉仍旧痴心不改的继续向南宋朝廷进贡，并且要求进一步加强藩属关系。可是目光短浅的南宋朝廷一直对大理国是存有偏见和戒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因此，整个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的边境贸易虽仍兴盛，但政治往来却远不如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兴起的蒙古铁骑可以对两国各个击破。
如上所述，上层外交方面，大理国不时派使节向宋朝进贡，一直表示臣服。至于民间交往则一直不绝如缕，这种交往是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展开。
宋朝与北方的金国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抗而缺马，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宋朝年年向大理购买战马，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在邕州横山寨设置提举司，置市马场，买马逐年增多，由五百匹到二千四百匹，后增至每年三千五百匹。罗殿、特磨、自杞等部(在贵州、广西、云南边界地方)也到大理西边买马，转手卖到横山寨。民间往来贸易也多，大理刀、细毡、犀皮甲、麝香、牛黄、长鸣鸡等货物都卖到内地。大理宝刀又称“云南刀”，吹毛即断，最受欢迎。大理刀的锻造工艺当和东南亚的马来刀(古代世界最锋利的三种刀，大马士革刀、马来刀、日本刀)有相近之处。
1115年以后，大理与内地不仅贸易频繁，文化交往亦大增，官方、民间都有交流。宋乾道九年(1163年)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到横山卖马，《桂海虞衡志》上记载了他们购物回去的情况，需要《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以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各类；并需瓷器、琉璃壶和“紫檀、甘草、石决明、并泉石、密陀缯、香蛤、海蛤”等药物。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一文书上还说：“古文有曰：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虑相契”；这些卖马人文化如此，可见当时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宁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经，得1465部，置五华楼。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临关，远征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派大将高禾出战，高禾在九河战死，南宋派使节到大理凭吊。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这种全方位的交往，缩小了两地的文化差异，为元代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宋代经济发达，但由于其施政方针“重文轻武”，使得一直军力积弱，北方邻国如辽、金、西夏，都敢于欺侮宋朝，只有大理对宋友好，双方从无战争。
大理国与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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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不能，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这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把“宋挥玉斧”解释为“从此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国土”的误解，一直成了一种偏见，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中，而且记述不得要领，通篇只不过560多字。
大理国与宋朝的交往，一是上层联系，一是民间来往。上层联系时断时续，民间来往则一直密切。
北宋初年，宋朝大将王全斌平蜀，大理遣使奉牒庆贺。宋太宗时，大理要求内附，宋朝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982年，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994年宋朝封大理段氏为“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归忠顺王”；995年辛恰显出使云南，著有《至道云南录》。
大理国第11个皇帝段思廉时，侬智高叛乱，欲在两广建立大南国，兵败逃入云南，降于大理国，宋朝募死士入大理求取依智高头，大理斩其头送邕州知事萧立注。1074年杨佐到大理买马，归著《云南买马记》。
第12帝段廉义在熙宁九年(1076年)，派使者入贡宋朝廷，献金装碧玫山、毡、剡、刀剑、犀皮甲、鞍辔。
宋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派遣高泰连奉表朝贡宋帝，求取经典书籍，得到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
第16帝段正严(又名段和誉)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虽然后理国时期大理国君只是个摆设，但外交方面还是得国君出面的；他明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特别重视加强与宋朝的联系，他在位时大理和宋朝的往来最多，从北宋一直到南宋。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派遣李紫球、杨苛样、李伯样向宋廷贡马三百匹，献麝香、牛黄、细毡、碧玫山等物，还派幻戏乐人(魔术师)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大理与宋朝的联系增多。作为小国，大理极力和宋朝修好，屡次遣使请求宋朝加封为藩属，也就是甘愿做宋朝的属国，但宋朝一直不愿意答应；经过大理历代君王一百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朝同意加封大理为藩属。由于交通不便，段和誉派使臣到宋京开封进贡称臣已经是政和七年(1117年)了。
即使在北宋亡于金之后，段和誉仍旧痴心不改的继续向南宋朝廷进贡，并且要求进一步加强藩属关系。可是目光短浅的南宋朝廷一直对大理国是存有偏见和戒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因此，整个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的边境贸易虽仍兴盛，但政治往来却远不如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兴起的蒙古铁骑可以对两国各个击破。
如上所述，上层外交方面，大理国不时派使节向宋朝进贡，一直表示臣服。至于民间交往则一直不绝如缕，这种交往是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展开。
宋朝与北方的金国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抗而缺马，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宋朝年年向大理购买战马，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在邕州横山寨设置提举司，置市马场，买马逐年增多，由五百匹到二千四百匹，后增至每年三千五百匹。罗殿、特磨、自杞等部(在贵州、广西、云南边界地方)也到大理西边买马，转手卖到横山寨。民间往来贸易也多，大理刀、细毡、犀皮甲、麝香、牛黄、长鸣鸡等货物都卖到内地。大理宝刀又称“云南刀”，吹毛即断，最受欢迎。大理刀的锻造工艺当和东南亚的马来刀(古代世界最锋利的三种刀，大马士革刀、马来刀、日本刀)有相近之处。
1115年以后，大理与内地不仅贸易频繁，文化交往亦大增，官方、民间都有交流。宋乾道九年(1163年)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到横山卖马，《桂海虞衡志》上记载了他们购物回去的情况，需要《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以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各类；并需瓷器、琉璃壶和“紫檀、甘草、石决明、并泉石、密陀缯、香蛤、海蛤”等药物。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一文书上还说：“古文有曰：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虑相契”；这些卖马人文化如此，可见当时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宁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经，得1465部，置五华楼。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临关，远征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派大将高禾出战，高禾在九河战死，南宋派使节到大理凭吊。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这种全方位的交往，缩小了两地的文化差异，为元代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宋代经济发达，但由于其施政方针“重文轻武”，使得一直军力积弱，北方邻国如辽、金、西夏，都敢于欺侮宋朝，只有大理对宋友好，双方从无战争。
大理国与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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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不能，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这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把“宋挥玉斧”解释为“从此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国土”的误解，一直成了一种偏见，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中，而且记述不得要领，通篇只不过560多字。
大理国与宋朝的交往，一是上层联系，一是民间来往。上层联系时断时续，民间来往则一直密切。
北宋初年，宋朝大将王全斌平蜀，大理遣使奉牒庆贺。宋太宗时，大理要求内附，宋朝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982年，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994年宋朝封大理段氏为“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归忠顺王”；995年辛恰显出使云南，著有《至道云南录》。
大理国第11个皇帝段思廉时，侬智高叛乱，欲在两广建立大南国，兵败逃入云南，降于大理国，宋朝募死士入大理求取依智高头，大理斩其头送邕州知事萧立注。1074年杨佐到大理买马，归著《云南买马记》。
第12帝段廉义在熙宁九年(1076年)，派使者入贡宋朝廷，献金装碧玫山、毡、剡、刀剑、犀皮甲、鞍辔。
宋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派遣高泰连奉表朝贡宋帝，求取经典书籍，得到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
第16帝段正严(又名段和誉)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虽然后理国时期大理国君只是个摆设，但外交方面还是得国君出面的；他明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特别重视加强与宋朝的联系，他在位时大理和宋朝的往来最多，从北宋一直到南宋。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派遣李紫球、杨苛样、李伯样向宋廷贡马三百匹，献麝香、牛黄、细毡、碧玫山等物，还派幻戏乐人(魔术师)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大理与宋朝的联系增多。作为小国，大理极力和宋朝修好，屡次遣使请求宋朝加封为藩属，也就是甘愿做宋朝的属国，但宋朝一直不愿意答应；经过大理历代君王一百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朝同意加封大理为藩属。由于交通不便，段和誉派使臣到宋京开封进贡称臣已经是政和七年(1117年)了。
即使在北宋亡于金之后，段和誉仍旧痴心不改的继续向南宋朝廷进贡，并且要求进一步加强藩属关系。可是目光短浅的南宋朝廷一直对大理国是存有偏见和戒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因此，整个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的边境贸易虽仍兴盛，但政治往来却远不如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兴起的蒙古铁骑可以对两国各个击破。
如上所述，上层外交方面，大理国不时派使节向宋朝进贡，一直表示臣服。至于民间交往则一直不绝如缕，这种交往是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展开。
宋朝与北方的金国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抗而缺马，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宋朝年年向大理购买战马，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在邕州横山寨设置提举司，置市马场，买马逐年增多，由五百匹到二千四百匹，后增至每年三千五百匹。罗殿、特磨、自杞等部(在贵州、广西、云南边界地方)也到大理西边买马，转手卖到横山寨。民间往来贸易也多，大理刀、细毡、犀皮甲、麝香、牛黄、长鸣鸡等货物都卖到内地。大理宝刀又称“云南刀”，吹毛即断，最受欢迎。大理刀的锻造工艺当和东南亚的马来刀(古代世界最锋利的三种刀，大马士革刀、马来刀、日本刀)有相近之处。
1115年以后，大理与内地不仅贸易频繁，文化交往亦大增，官方、民间都有交流。宋乾道九年(1163年)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到横山卖马，《桂海虞衡志》上记载了他们购物回去的情况，需要《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以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各类；并需瓷器、琉璃壶和“紫檀、甘草、石决明、并泉石、密陀缯、香蛤、海蛤”等药物。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一文书上还说：“古文有曰：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虑相契”；这些卖马人文化如此，可见当时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宁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经，得1465部，置五华楼。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临关，远征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派大将高禾出战，高禾在九河战死，南宋派使节到大理凭吊。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这种全方位的交往，缩小了两地的文化差异，为元代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宋代经济发达，但由于其施政方针“重文轻武”，使得一直军力积弱，北方邻国如辽、金、西夏，都敢于欺侮宋朝，只有大理对宋友好，双方从无战争。
大理国与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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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不能，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这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把“宋挥玉斧”解释为“从此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国土”的误解，一直成了一种偏见，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中，而且记述不得要领，通篇只不过560多字。
大理国与宋朝的交往，一是上层联系，一是民间来往。上层联系时断时续，民间来往则一直密切。
北宋初年，宋朝大将王全斌平蜀，大理遣使奉牒庆贺。宋太宗时，大理要求内附，宋朝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982年，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994年宋朝封大理段氏为“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归忠顺王”；995年辛恰显出使云南，著有《至道云南录》。
大理国第11个皇帝段思廉时，侬智高叛乱，欲在两广建立大南国，兵败逃入云南，降于大理国，宋朝募死士入大理求取依智高头，大理斩其头送邕州知事萧立注。1074年杨佐到大理买马，归著《云南买马记》。
第12帝段廉义在熙宁九年(1076年)，派使者入贡宋朝廷，献金装碧玫山、毡、剡、刀剑、犀皮甲、鞍辔。
宋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派遣高泰连奉表朝贡宋帝，求取经典书籍，得到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
第16帝段正严(又名段和誉)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虽然后理国时期大理国君只是个摆设，但外交方面还是得国君出面的；他明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特别重视加强与宋朝的联系，他在位时大理和宋朝的往来最多，从北宋一直到南宋。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派遣李紫球、杨苛样、李伯样向宋廷贡马三百匹，献麝香、牛黄、细毡、碧玫山等物，还派幻戏乐人(魔术师)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大理与宋朝的联系增多。作为小国，大理极力和宋朝修好，屡次遣使请求宋朝加封为藩属，也就是甘愿做宋朝的属国，但宋朝一直不愿意答应；经过大理历代君王一百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朝同意加封大理为藩属。由于交通不便，段和誉派使臣到宋京开封进贡称臣已经是政和七年(1117年)了。
即使在北宋亡于金之后，段和誉仍旧痴心不改的继续向南宋朝廷进贡，并且要求进一步加强藩属关系。可是目光短浅的南宋朝廷一直对大理国是存有偏见和戒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因此，整个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的边境贸易虽仍兴盛，但政治往来却远不如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兴起的蒙古铁骑可以对两国各个击破。
如上所述，上层外交方面，大理国不时派使节向宋朝进贡，一直表示臣服。至于民间交往则一直不绝如缕，这种交往是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展开。
宋朝与北方的金国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抗而缺马，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宋朝年年向大理购买战马，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在邕州横山寨设置提举司，置市马场，买马逐年增多，由五百匹到二千四百匹，后增至每年三千五百匹。罗殿、特磨、自杞等部(在贵州、广西、云南边界地方)也到大理西边买马，转手卖到横山寨。民间往来贸易也多，大理刀、细毡、犀皮甲、麝香、牛黄、长鸣鸡等货物都卖到内地。大理宝刀又称“云南刀”，吹毛即断，最受欢迎。大理刀的锻造工艺当和东南亚的马来刀(古代世界最锋利的三种刀，大马士革刀、马来刀、日本刀)有相近之处。
1115年以后，大理与内地不仅贸易频繁，文化交往亦大增，官方、民间都有交流。宋乾道九年(1163年)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到横山卖马，《桂海虞衡志》上记载了他们购物回去的情况，需要《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以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各类；并需瓷器、琉璃壶和“紫檀、甘草、石决明、并泉石、密陀缯、香蛤、海蛤”等药物。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一文书上还说：“古文有曰：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虑相契”；这些卖马人文化如此，可见当时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宁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经，得1465部，置五华楼。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临关，远征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派大将高禾出战，高禾在九河战死，南宋派使节到大理凭吊。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这种全方位的交往，缩小了两地的文化差异，为元代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宋代经济发达，但由于其施政方针“重文轻武”，使得一直军力积弱，北方邻国如辽、金、西夏，都敢于欺侮宋朝，只有大理对宋友好，双方从无战争。
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不能，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这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把“宋挥玉斧”解释为“从此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国土”的误解，一直成了一种偏见，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中，而且记述不得要领，通篇只不过560多字。
大理国与宋朝的交往，一是上层联系，一是民间来往。上层联系时断时续，民间来往则一直密切。
北宋初年，宋朝大将王全斌平蜀，大理遣使奉牒庆贺。宋太宗时，大理要求内附，宋朝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982年，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994年宋朝封大理段氏为“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归忠顺王”；995年辛恰显出使云南，著有《至道云南录》。
大理国第11个皇帝段思廉时，侬智高叛乱，欲在两广建立大南国，兵败逃入云南，降于大理国，宋朝募死士入大理求取依智高头，大理斩其头送邕州知事萧立注。1074年杨佐到大理买马，归著《云南买马记》。
第12帝段廉义在熙宁九年(1076年)，派使者入贡宋朝廷，献金装碧玫山、毡、剡、刀剑、犀皮甲、鞍辔。
宋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派遣高泰连奉表朝贡宋帝，求取经典书籍，得到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
第16帝段正严(又名段和誉)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虽然后理国时期大理国君只是个摆设，但外交方面还是得国君出面的；他明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特别重视加强与宋朝的联系，他在位时大理和宋朝的往来最多，从北宋一直到南宋。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派遣李紫球、杨苛样、李伯样向宋廷贡马三百匹，献麝香、牛黄、细毡、碧玫山等物，还派幻戏乐人(魔术师)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大理与宋朝的联系增多。作为小国，大理极力和宋朝修好，屡次遣使请求宋朝加封为藩属，也就是甘愿做宋朝的属国，但宋朝一直不愿意答应；经过大理历代君王一百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朝同意加封大理为藩属。由于交通不便，段和誉派使臣到宋京开封进贡称臣已经是政和七年(1117年)了。
即使在北宋亡于金之后，段和誉仍旧痴心不改的继续向南宋朝廷进贡，并且要求进一步加强藩属关系。可是目光短浅的南宋朝廷一直对大理国是存有偏见和戒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因此，整个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的边境贸易虽仍兴盛，但政治往来却远不如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兴起的蒙古铁骑可以对两国各个击破。
如上所述，上层外交方面，大理国不时派使节向宋朝进贡，一直表示臣服。至于民间交往则一直不绝如缕，这种交往是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展开。
宋朝与北方的金国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抗而缺马，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宋朝年年向大理购买战马，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在邕州横山寨设置提举司，置市马场，买马逐年增多，由五百匹到二千四百匹，后增至每年三千五百匹。罗殿、特磨、自杞等部(在贵州、广西、云南边界地方)也到大理西边买马，转手卖到横山寨。民间往来贸易也多，大理刀、细毡、犀皮甲、麝香、牛黄、长鸣鸡等货物都卖到内地。大理宝刀又称“云南刀”，吹毛即断，最受欢迎。大理刀的锻造工艺当和东南亚的马来刀(古代世界最锋利的三种刀，大马士革刀、马来刀、日本刀)有相近之处。
1115年以后，大理与内地不仅贸易频繁，文化交往亦大增，官方、民间都有交流。宋乾道九年(1163年)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到横山卖马，《桂海虞衡志》上记载了他们购物回去的情况，需要《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以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各类；并需瓷器、琉璃壶和“紫檀、甘草、石决明、并泉石、密陀缯、香蛤、海蛤”等药物。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一文书上还说：“古文有曰：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虑相契”；这些卖马人文化如此，可见当时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宁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经，得1465部，置五华楼。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临关，远征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派大将高禾出战，高禾在九河战死，南宋派使节到大理凭吊。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这种全方位的交往，缩小了两地的文化差异，为元代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宋代经济发达，但由于其施政方针“重文轻武”，使得一直军力积弱，北方邻国如辽、金、西夏，都敢于欺侮宋朝，只有大理对宋友好，双方从无战争。
大理国与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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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不能，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这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把“宋挥玉斧”解释为“从此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国土”的误解，一直成了一种偏见，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中，而且记述不得要领，通篇只不过560多字。
大理国与宋朝的交往，一是上层联系，一是民间来往。上层联系时断时续，民间来往则一直密切。
北宋初年，宋朝大将王全斌平蜀，大理遣使奉牒庆贺。宋太宗时，大理要求内附，宋朝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982年，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994年宋朝封大理段氏为“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归忠顺王”；995年辛恰显出使云南，著有《至道云南录》。
大理国第11个皇帝段思廉时，侬智高叛乱，欲在两广建立大南国，兵败逃入云南，降于大理国，宋朝募死士入大理求取依智高头，大理斩其头送邕州知事萧立注。1074年杨佐到大理买马，归著《云南买马记》。
第12帝段廉义在熙宁九年(1076年)，派使者入贡宋朝廷，献金装碧玫山、毡、剡、刀剑、犀皮甲、鞍辔。
宋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派遣高泰连奉表朝贡宋帝，求取经典书籍，得到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
第16帝段正严(又名段和誉)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虽然后理国时期大理国君只是个摆设，但外交方面还是得国君出面的；他明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特别重视加强与宋朝的联系，他在位时大理和宋朝的往来最多，从北宋一直到南宋。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派遣李紫球、杨苛样、李伯样向宋廷贡马三百匹，献麝香、牛黄、细毡、碧玫山等物，还派幻戏乐人(魔术师)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大理与宋朝的联系增多。作为小国，大理极力和宋朝修好，屡次遣使请求宋朝加封为藩属，也就是甘愿做宋朝的属国，但宋朝一直不愿意答应；经过大理历代君王一百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朝同意加封大理为藩属。由于交通不便，段和誉派使臣到宋京开封进贡称臣已经是政和七年(1117年)了。
即使在北宋亡于金之后，段和誉仍旧痴心不改的继续向南宋朝廷进贡，并且要求进一步加强藩属关系。可是目光短浅的南宋朝廷一直对大理国是存有偏见和戒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因此，整个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的边境贸易虽仍兴盛，但政治往来却远不如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兴起的蒙古铁骑可以对两国各个击破。
如上所述，上层外交方面，大理国不时派使节向宋朝进贡，一直表示臣服。至于民间交往则一直不绝如缕，这种交往是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展开。
宋朝与北方的金国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抗而缺马，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宋朝年年向大理购买战马，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在邕州横山寨设置提举司，置市马场，买马逐年增多，由五百匹到二千四百匹，后增至每年三千五百匹。罗殿、特磨、自杞等部(在贵州、广西、云南边界地方)也到大理西边买马，转手卖到横山寨。民间往来贸易也多，大理刀、细毡、犀皮甲、麝香、牛黄、长鸣鸡等货物都卖到内地。大理宝刀又称“云南刀”，吹毛即断，最受欢迎。大理刀的锻造工艺当和东南亚的马来刀(古代世界最锋利的三种刀，大马士革刀、马来刀、日本刀)有相近之处。
1115年以后，大理与内地不仅贸易频繁，文化交往亦大增，官方、民间都有交流。宋乾道九年(1163年)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到横山卖马，《桂海虞衡志》上记载了他们购物回去的情况，需要《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以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各类；并需瓷器、琉璃壶和“紫檀、甘草、石决明、并泉石、密陀缯、香蛤、海蛤”等药物。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一文书上还说：“古文有曰：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虑相契”；这些卖马人文化如此，可见当时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宁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经，得1465部，置五华楼。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临关，远征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派大将高禾出战，高禾在九河战死，南宋派使节到大理凭吊。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这种全方位的交往，缩小了两地的文化差异，为元代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宋代经济发达，但由于其施政方针“重文轻武”，使得一直军力积弱，北方邻国如辽、金、西夏，都敢于欺侮宋朝，只有大理对宋友好，双方从无战争。
大理国与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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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不能，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这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把“宋挥玉斧”解释为“从此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国土”的误解，一直成了一种偏见，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中，而且记述不得要领，通篇只不过560多字。
大理国与宋朝的交往，一是上层联系，一是民间来往。上层联系时断时续，民间来往则一直密切。
北宋初年，宋朝大将王全斌平蜀，大理遣使奉牒庆贺。宋太宗时，大理要求内附，宋朝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982年，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994年宋朝封大理段氏为“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归忠顺王”；995年辛恰显出使云南，著有《至道云南录》。
大理国第11个皇帝段思廉时，侬智高叛乱，欲在两广建立大南国，兵败逃入云南，降于大理国，宋朝募死士入大理求取依智高头，大理斩其头送邕州知事萧立注。1074年杨佐到大理买马，归著《云南买马记》。
第12帝段廉义在熙宁九年(1076年)，派使者入贡宋朝廷，献金装碧玫山、毡、剡、刀剑、犀皮甲、鞍辔。
宋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派遣高泰连奉表朝贡宋帝，求取经典书籍，得到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
第16帝段正严(又名段和誉)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虽然后理国时期大理国君只是个摆设，但外交方面还是得国君出面的；他明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特别重视加强与宋朝的联系，他在位时大理和宋朝的往来最多，从北宋一直到南宋。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派遣李紫球、杨苛样、李伯样向宋廷贡马三百匹，献麝香、牛黄、细毡、碧玫山等物，还派幻戏乐人(魔术师)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大理与宋朝的联系增多。作为小国，大理极力和宋朝修好，屡次遣使请求宋朝加封为藩属，也就是甘愿做宋朝的属国，但宋朝一直不愿意答应；经过大理历代君王一百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朝同意加封大理为藩属。由于交通不便，段和誉派使臣到宋京开封进贡称臣已经是政和七年(1117年)了。
即使在北宋亡于金之后，段和誉仍旧痴心不改的继续向南宋朝廷进贡，并且要求进一步加强藩属关系。可是目光短浅的南宋朝廷一直对大理国是存有偏见和戒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因此，整个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的边境贸易虽仍兴盛，但政治往来却远不如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兴起的蒙古铁骑可以对两国各个击破。
如上所述，上层外交方面，大理国不时派使节向宋朝进贡，一直表示臣服。至于民间交往则一直不绝如缕，这种交往是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展开。
宋朝与北方的金国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抗而缺马，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宋朝年年向大理购买战马，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在邕州横山寨设置提举司，置市马场，买马逐年增多，由五百匹到二千四百匹，后增至每年三千五百匹。罗殿、特磨、自杞等部(在贵州、广西、云南边界地方)也到大理西边买马，转手卖到横山寨。民间往来贸易也多，大理刀、细毡、犀皮甲、麝香、牛黄、长鸣鸡等货物都卖到内地。大理宝刀又称“云南刀”，吹毛即断，最受欢迎。大理刀的锻造工艺当和东南亚的马来刀(古代世界最锋利的三种刀，大马士革刀、马来刀、日本刀)有相近之处。
1115年以后，大理与内地不仅贸易频繁，文化交往亦大增，官方、民间都有交流。宋乾道九年(1163年)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到横山卖马，《桂海虞衡志》上记载了他们购物回去的情况，需要《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以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各类；并需瓷器、琉璃壶和“紫檀、甘草、石决明、并泉石、密陀缯、香蛤、海蛤”等药物。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一文书上还说：“古文有曰：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虑相契”；这些卖马人文化如此，可见当时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宁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经，得1465部，置五华楼。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临关，远征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派大将高禾出战，高禾在九河战死，南宋派使节到大理凭吊。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这种全方位的交往，缩小了两地的文化差异，为元代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宋代经济发达，但由于其施政方针“重文轻武”，使得一直军力积弱，北方邻国如辽、金、西夏，都敢于欺侮宋朝，只有大理对宋友好，双方从无战争。
大理国与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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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不能，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这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把“宋挥玉斧”解释为“从此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国土”的误解，一直成了一种偏见，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中，而且记述不得要领，通篇只不过560多字。
大理国与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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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不能，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这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把“宋挥玉斧”解释为“从此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国土”的误解，一直成了一种偏见，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中，而且记述不得要领，通篇只不过560多字。
大理国与宋朝的交往，一是上层联系，一是民间来往。上层联系时断时续，民间来往则一直密切。
北宋初年，宋朝大将王全斌平蜀，大理遣使奉牒庆贺。宋太宗时，大理要求内附，宋朝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982年，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994年宋朝封大理段氏为“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归忠顺王”；995年辛恰显出使云南，著有《至道云南录》。
大理国第11个皇帝段思廉时，侬智高叛乱，欲在两广建立大南国，兵败逃入云南，降于大理国，宋朝募死士入大理求取依智高头，大理斩其头送邕州知事萧立注。1074年杨佐到大理买马，归著《云南买马记》。
第12帝段廉义在熙宁九年(1076年)，派使者入贡宋朝廷，献金装碧玫山、毡、剡、刀剑、犀皮甲、鞍辔。
宋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派遣高泰连奉表朝贡宋帝，求取经典书籍，得到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
第16帝段正严(又名段和誉)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虽然后理国时期大理国君只是个摆设，但外交方面还是得国君出面的；他明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特别重视加强与宋朝的联系，他在位时大理和宋朝的往来最多，从北宋一直到南宋。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派遣李紫球、杨苛样、李伯样向宋廷贡马三百匹，献麝香、牛黄、细毡、碧玫山等物，还派幻戏乐人(魔术师)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大理与宋朝的联系增多。作为小国，大理极力和宋朝修好，屡次遣使请求宋朝加封为藩属，也就是甘愿做宋朝的属国，但宋朝一直不愿意答应；经过大理历代君王一百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朝同意加封大理为藩属。由于交通不便，段和誉派使臣到宋京开封进贡称臣已经是政和七年(1117年)了。
即使在北宋亡于金之后，段和誉仍旧痴心不改的继续向南宋朝廷进贡，并且要求进一步加强藩属关系。可是目光短浅的南宋朝廷一直对大理国是存有偏见和戒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因此，整个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的边境贸易虽仍兴盛，但政治往来却远不如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兴起的蒙古铁骑可以对两国各个击破。
如上所述，上层外交方面，大理国不时派使节向宋朝进贡，一直表示臣服。至于民间交往则一直不绝如缕，这种交往是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展开。
宋朝与北方的金国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抗而缺马，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宋朝年年向大理购买战马，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在邕州横山寨设置提举司，置市马场，买马逐年增多，由五百匹到二千四百匹，后增至每年三千五百匹。罗殿、特磨、自杞等部(在贵州、广西、云南边界地方)也到大理西边买马，转手卖到横山寨。民间往来贸易也多，大理刀、细毡、犀皮甲、麝香、牛黄、长鸣鸡等货物都卖到内地。大理宝刀又称“云南刀”，吹毛即断，最受欢迎。大理刀的锻造工艺当和东南亚的马来刀(古代世界最锋利的三种刀，大马士革刀、马来刀、日本刀)有相近之处。
1115年以后，大理与内地不仅贸易频繁，文化交往亦大增，官方、民间都有交流。宋乾道九年(1163年)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到横山卖马，《桂海虞衡志》上记载了他们购物回去的情况，需要《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以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各类；并需瓷器、琉璃壶和“紫檀、甘草、石决明、并泉石、密陀缯、香蛤、海蛤”等药物。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一文书上还说：“古文有曰：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虑相契”；这些卖马人文化如此，可见当时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宁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经，得1465部，置五华楼。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临关，远征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派大将高禾出战，高禾在九河战死，南宋派使节到大理凭吊。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这种全方位的交往，缩小了两地的文化差异，为元代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宋代经济发达，但由于其施政方针“重文轻武”，使得一直军力积弱，北方邻国如辽、金、西夏，都敢于欺侮宋朝，只有大理对宋友好，双方从无战争。
大理国与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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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国建立时，中土正逢五代十国的乱世，宋朝建立后，968年，大理致书宋廷，要求通好；此时宋朝北方未定，无力顾及西南，此事也就没了下文。尽管宋朝与大理国的关系，由于宋太祖“不暇远略”的方针而有所疏离，大理国仍然一直向宋朝称臣。
大理国第5个皇帝段素顺碰上赵匡胤南征，赵匡胤有鉴于唐时用兵南诏的惨败，以玉斧(一种文具)在地图上一划，以大渡河为界，说“此外非吾有也”，大理国得以保全。这就是有名的“宋挥玉斧”，与之相对的“元跨革囊”则指的是大理国的灭亡了。
就当时的形势来看，职业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并非不想扩张，而是不能，客观环境制约着他的野心。这正如木芹先生所说：“宋未尝欲绝云南，唯宋王朝积弱，无力完成全国大一统的局面。加之其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即所谓‘北有大敌，不暇远略’，其势力没有也不能越过大渡河。”把“宋挥玉斧”解释为“从此放弃大渡河以西的国土”的误解，一直成了一种偏见，最明显的例子是元代修的《宋史》把《大理国传》列入“外国传”中，而且记述不得要领，通篇只不过560多字。
大理国与宋朝的交往，一是上层联系，一是民间来往。上层联系时断时续，民间来往则一直密切。
北宋初年，宋朝大将王全斌平蜀，大理遣使奉牒庆贺。宋太宗时，大理要求内附，宋朝册封大理国王为“云南八国都王”。982年，宋太宗诏黎州“造大船于大渡河，以济西南蛮之朝贡者”；994年宋朝封大理段氏为“检校太保、归德大将军、依归忠顺王”；995年辛恰显出使云南，著有《至道云南录》。
大理国第11个皇帝段思廉时，侬智高叛乱，欲在两广建立大南国，兵败逃入云南，降于大理国，宋朝募死士入大理求取依智高头，大理斩其头送邕州知事萧立注。1074年杨佐到大理买马，归著《云南买马记》。
第12帝段廉义在熙宁九年(1076年)，派使者入贡宋朝廷，献金装碧玫山、毡、剡、刀剑、犀皮甲、鞍辔。
宋崇宁二年(1103年)，大理派遣高泰连奉表朝贡宋帝，求取经典书籍，得到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
第16帝段正严(又名段和誉)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虽然后理国时期大理国君只是个摆设，但外交方面还是得国君出面的；他明白与宋朝建立友好关系是立国之本，特别重视加强与宋朝的联系，他在位时大理和宋朝的往来最多，从北宋一直到南宋。北宋政和六年(1116年)大理派遣李紫球、杨苛样、李伯样向宋廷贡马三百匹，献麝香、牛黄、细毡、碧玫山等物，还派幻戏乐人(魔术师)到宋朝表演，深得宋徽宗的礼遇，册封他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大理与宋朝的联系增多。作为小国，大理极力和宋朝修好，屡次遣使请求宋朝加封为藩属，也就是甘愿做宋朝的属国，但宋朝一直不愿意答应；经过大理历代君王一百二十六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宋朝同意加封大理为藩属。由于交通不便，段和誉派使臣到宋京开封进贡称臣已经是政和七年(1117年)了。
即使在北宋亡于金之后，段和誉仍旧痴心不改的继续向南宋朝廷进贡，并且要求进一步加强藩属关系。可是目光短浅的南宋朝廷一直对大理国是存有偏见和戒心的，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因此，整个南宋时期，大理国与宋朝的边境贸易虽仍兴盛，但政治往来却远不如北宋时期，以至于后来兴起的蒙古铁骑可以对两国各个击破。
如上所述，上层外交方面，大理国不时派使节向宋朝进贡，一直表示臣服。至于民间交往则一直不绝如缕，这种交往是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展开。
宋朝与北方的金国以及后来的蒙古相抗而缺马，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以后，宋朝年年向大理购买战马，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年)在邕州横山寨设置提举司，置市马场，买马逐年增多，由五百匹到二千四百匹，后增至每年三千五百匹。罗殿、特磨、自杞等部(在贵州、广西、云南边界地方)也到大理西边买马，转手卖到横山寨。民间往来贸易也多，大理刀、细毡、犀皮甲、麝香、牛黄、长鸣鸡等货物都卖到内地。大理宝刀又称“云南刀”，吹毛即断，最受欢迎。大理刀的锻造工艺当和东南亚的马来刀(古代世界最锋利的三种刀，大马士革刀、马来刀、日本刀)有相近之处。
1115年以后，大理与内地不仅贸易频繁，文化交往亦大增，官方、民间都有交流。宋乾道九年(1163年)大理人李观音得、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到横山卖马，《桂海虞衡志》上记载了他们购物回去的情况，需要《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以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各类；并需瓷器、琉璃壶和“紫檀、甘草、石决明、并泉石、密陀缯、香蛤、海蛤”等药物。他们在给当地官府的文书中附有诗句说：“言音未会意相和，远隔江山万里多”，一文书上还说：“古文有曰：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识词，知己之人，幸逢相接，言音未同，情虑相契”；这些卖马人文化如此，可见当时大理文化的一斑。
1202年(宋宁宗嘉泰二年)大理使人入宋求大藏经，得1465部，置五华楼。
南宋淳佑四年(1244年)蒙古出兵临关，远征大理，大理国王段祥兴派大将高禾出战，高禾在九河战死，南宋派使节到大理凭吊。
元初郭松年《大理行纪》说：“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相与使传往来，通于中国。故其宫、室、楼、观、语言、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这一概说，简要而确切地说明了西南边疆的大理与内地的密切关系。
这种全方位的交往，缩小了两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