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继勋说道：“以臣之见，我海东当然不能南下。原因有三。
“一则，我海东目前之大敌，乃是察罕，而非浙西。此之为私。二来，且主公才从浙西借粮，方从哲与士诚言道：‘设若浙西有事，只需士诚单骑匹马、遣派一使者来我海东，则主公必无有不应。’是‘信誓旦旦’。岂有刚刚许诺、即陡然反悔之理？此之为公。
“是无论从公从私，我海东都是绝对不可以南下的。
“又且，我海东目前之首要大敌，既为察罕；好容易方从哲说服了士诚，说动了他与我交好，现在我海东若再奉旨去打他，则是断我一友，而竖我一敌。徐州坚城，即便我军去攻，能否打下，还是两可之说。万一，再又设若我军久攻不下，而士诚发兵来援。则我军前有士诚、后有察罕，下场如何？前途会是如何？不需臣多讲，想必主公也心中有数。
“此一条，则又是为从道理来讲，我军亦然不可南下。”
先从私，再从公，然后又从道理。三条理由，把海东绝对不可南下的原因阐述的清清楚楚。吴鹤年拈着胡子，皱着眉头，说道：“洪先生所言，确为正理。奈何刘十九此来，我海东该如何应付？”
适才，吴鹤年把刘十九此次前来益都之本意与目的，以及若是邓舍果真拒绝南下，他可能会因此而采取的种种后手，也都分析得非常透彻了。刘十九秉承安丰朝廷旨意，殚精极虑地想要迫使海东南下；而按照洪继勋的分析，海东却又坚决不能南下。矛盾就出来了。该如何解决？
洪继勋瞧了瞧堂上诸臣，说道：“要想应付，其实倒也简单。”总结吴鹤年的分析，说道，“究竟刘十九之手段，说到底，无非两个字、一个词，——‘名分’，或者可称之为‘大义’。朝廷令我出军南下，我若不肯，则棣州田丰、还有山东诸将，便可能因此生疑。生疑者为何？表面上是疑我不忠。而说白了，‘忠’与‘不忠’只是一个借口。
“‘名分’与‘大义’谁都可以用。汉末之曹操，托名为汉相，实其为汉贼。蜀国之刘备，自视以皇裔，割据川中，口口声声是为‘复兴汉室，讨伐奸贼’，而其果然就是为了‘复兴汉室’么？究其行为，与曹操何异？此两人者，皆是托名与‘大义’，而实际上所行者，全是‘奸雄’之事。‘名分’与‘大义’是什么东西？一句口号罢了。
“田丰疑我者，山东诸将疑我者，就像吴大人刚才所说的，我若不肯南下，就便有可能会给刘十九从中上下其手、挑拨我山东内部不和的机会。但是，田丰、并及山东诸将，难道说，他们就是忠诚安丰的么？正如曹操、刘备，名义上所争者是为‘大义’，其实所欲者，是为天下！
“诸公皆英杰，主公更是不世出的英雄。想必诸位对此，都是心知肚明的。既然道理如此，那么如何应付此事？很简单，彼刘十九想争‘名分’，则我海东亦然可以先从‘大义’入手。只要我海东占据了‘大义’，则南下、不南下，还不就是主公说了算么？”
“师出有名”。名分与大义，这个东西看起来很虚，而要想争夺天下、逐鹿中原，却又万万不可没有。
安丰朝廷为什么有“大义”？原因有两条，其一，韩山童、刘福通是首倡起事者，先在北方建立了宋政权，开花结果，散枝落叶，影响遍及黄河两岸，远出塞外，西至陕西，南到金陵，可以说，如今北国半壁的江山，凡是起事反元的，几乎所有的义军打的全都是“大宋”的旗号。
下到民间，寻个乡野百姓一问：“现今反元者何人？”无论妇孺，乃至老迈，万口一辞，十个人中至少得有九个半，回答的都是一个字：“宋。”这就是“大义”，人心所向。多半的老百姓都已经把宋政权当作了反元的一个标志。插旗所至，影从者无数。察罕为何先取汴梁，再取山东？“擒贼先擒王”者是也。便就算元廷，也是把宋政权当作最大之敌人的。
山东诸将不用多说，便连海东旧军、诸将，其中有很多人原本的出身，不也就都是辽阳红巾么？朝廷有旨，不遵，说不过去。这就是宋政权拥有“大义”的第一个原因。
其二，再从“宋”政权的国号来说。与洪继勋方才所讲的曹操、刘备两人何其相似！只不过，曹操、刘备所托的，乃是为汉室之名；而韩山童、刘福通所假托者，是为宋室之名。韩山童自称宋徽宗八世孙，刘福通自称前宋名将刘光世之后。宋政权所以握有“大义”与“名分”，这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名正则言顺”。
又如秦汉之际，陈胜吴广起义，便连陈胜、吴广这样的草莽，也都知道打起前楚国的旗号。号为“张楚”。项梁、项羽起事，即有谋士范增前来为其出谋划策，说陈胜、吴广所以失败，是因为虽号称“张楚”，却没有立楚王之后。楚怀王入秦不还，楚人哀之至今。因此谏言他们立楚怀王之孙为王，以为“名分”的号召。项梁、项羽本即为楚国名将项燕之后，即从之。从而最终号令诸侯，成就了项羽“西楚霸王”的威名。
如今的形势与秦汉之际，又有何等惊人的相似。
蒙元立国之时间，若较之秦朝，尽管其绵延之年数，国存之时间，确实是多出来了几十年。但是，宋亡至今也不过只有百年，虽然说自古没有亡国百年还能再复国的，但是对老百姓们来说，他们认可。
提起前宋，那就是汉人的政权。若是再配上红巾军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用前宋之国号，灭当今之蒙元，这不就名正言顺了么？也所以，宋政权在民间的影响能有如此之大。
安丰朝廷既有“大义”，海东若是执意不肯听旨。恃一时之强军，固然或可自保于无恙。邓舍若是只有割据之志，但行无妨；设若他有问鼎天下之雄心，则就不可不细细思量。
听了洪继勋的话，邓舍不由失笑，堂下诸臣皆是窃窃私语。邓舍放目看去，不少人面现不忿。读书人讲究“名分”，讲究“大义”。
蒙元建国多少年，天下秀才还在因蒙元与前宋的“正统”地位，何为“正统”，何不为“正统”而争执不休。直到脱脱为相，才算拍板决定。蒙元与前宋各为“正统”。由此也可见，“名分”与“大义”在读书人的心目中，占据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何为“乱臣贼子”？没有“名分”，没有“大义”的就是“乱臣贼子”。
而洪继勋几句话，却把“名分”与“大义”形容的这般不堪，将其所蕴含的崇高与正义性之一面，彻底地给剥离了下来，完全将之视为了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彻头彻尾地充满了功利主义的色彩。不少的臣子都是闻言大怒。只是畏惧洪继勋的权势，敢怒不敢言。
不过，洪继勋的话，却是正合了邓舍的心思。
他只当没看见诸臣的发怒，徐徐说道：“君为上，臣子为下。安丰在上，海东为下。朝廷既有圣旨，我海东自当遵从。若不遵从，当然便没有‘名分’，失去了‘大义’。洪先生，以你所言，倒似乎我海东不用南下，也可以握有‘大义’。此话何意？我实在不解。愿闻其详。”
洪继勋对诸臣的愤怒也是只当不见，再有带着轻蔑似的的眼光，扫视了一圈堂上，心中想道：“腐儒一群！”给邓舍行了一礼，姿态自若，侃侃言道，“‘名分’与‘大义’者，正如臣所言，固然是人人可用的一件东西。但是，主公若心存壮志、腹有雄图，则此两物，却也不可轻易丢弃。若轻言之、轻为之，主动将之放弃的话，则便可谓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是以，臣言道，既刘十九欲用‘名分’来为武器，则我海东便也大可先下手为强，首先抢占住了‘大义’，让他哑口无言！
“至若如何抢占‘大义’？臣见堂上诸公，似多有对臣之所言不以为然者。臣大胆，先请主公屏退诸臣，然后，臣才可以一一与主公细讲。”
终有一人，按捺不住，跳出来，气恼的满面通红，几乎怒发冲冠，激动的浑身发抖，两手揪着衣襟，险些把衣襟拽烂。愤怒到什么程度？连给邓舍行礼都顾不上了，三两步窜至洪继勋身前，抬起手臂，戟指痛斥，说道：“大人位居宰执之位，不思以正言来引导主公，反用一派歪理邪说，大言炎炎，来诱使主公犯错。洪大人，你也是读圣贤书出来的，试问你，公理道义何在？满口邪说、只为功利，则大义何存？你的正气何在？洪大人，你且收口，不再说了便罢！设若是你仍执迷不悟，对主公行如此罔顾正气之说辞，哇呀呀，……，那你且便小心，俺可要喷你了！”
说话者谁人？方补真。
邓舍把他从海东调了来，指派其巡抚益都各地。他这是才来益都未久，还没开始正式地下去诸府县巡抚。所以，此次的议事，也有前来参加。但见他大怒之下，声高震耳，奋臂挥指，礼仪全无。说起话来，唾沫四溅。洪继勋蹙眉，稍稍往后退了一步，取出洁白的手帕，微微擦了擦脸。对方补真怒火上来时的脾气，他也是早有领教的。
当下，他也不与方补真多说，只对邓舍言道：“方大人官居行台御史中丞，二品大员。究其职责，应该本有纠百官之风纪这一条。但他却空居此职，动辄就对人恶语威胁，言必‘喷人’；又如今君前失礼，咆哮大臣，成何体统！本该他纠风管人，却连他自己都管不住。
“臣请主公下旨，革其官职，严惩其过！以为后来者戒。”
方补真怒火冲头，开口又要大骂。堂下群臣，无不失色。邓舍微微一笑，说道：“拾阙忠心为主，所说之话也是不错。来人，请方大人下堂，取我后院的好银耳，配些生薏米，熬一碗汤，赏给方大人。请他喝了，败败火气。待过片刻，若是他觉得火气下了，你们可再请他前来上堂。”
又环顾诸臣，笑道：“二月天气干燥，诸位，自觉火气大的，也都请下去吧。我后院银耳，乃是地方上才献来的。也一如方大人，每人赏给一碗。若是喝了之后，自觉火气已无的，请再来就是。”
群臣啼笑皆非。侍卫们上来，连拖带拽，请了方补真下堂。其余诸臣，也还真有几个，虽不敢斥责洪继勋，但是确实也不愿听洪继勋的言论，纷纷出列，向邓舍行了一行跪拜之礼，也转身随之出去。
对这些出去的臣子，邓舍也不知恼怒，微笑着看他们走出，再又环顾留下来的诸臣一眼，笑与洪继勋说道：“先生可以讲了。”
“若欲先下手为强，先抢占住‘大义’之名。臣有两策。首先，与刘十九虚与委蛇。表面上答应他，并积极地开始整军备战，做出即打算遵从圣旨，发军南下的架势。而同时，遣派使者，前去棣州。与田丰送去密信一封。”
“虚与委蛇，我明白。但是与田丰送去密信一封？”
“密信上可写，今朝廷有旨，命我海东南下。而我益都之军，除去防守之所必需外，并不足以够我南下。棣州缺粮，问田丰想不要粮食？他若是想要，即要求他收信之即日，便从部属之中，立即选出五千之精锐，做好随我军一同南下的准备。则如此，我海东可以借与他粮。”
“田丰若肯出军，则我便可借给他粮食？”
吴鹤年心中一动，说道：“洪先生之意，莫非是想要驱狼吞虎？用田丰之军为南下之主力，以此来减轻我海东的压力么？但是，即便是田丰肯从，遣军随我南下。南下的名义，却还是得用我海东之名，则与士诚结怨，依然不可避免。是了，先生之计，必不为此。那么，先生到底何意？”
洪继勋却不肯先回答他，自顾自，接着往下说道：“……，这一个送去给棣州的密信，主公不妨可以多写两封，并前后择使，多遣派几人给田丰送去，以示急切。而在给田丰送去此密信的半路上，也不妨可以故意丢失其中一封。在通往棣州的道路上，颇有盗贼。信入盗贼之手，盗贼会怎么做？臣非盗贼，难以预测。但是，如果盗贼肯将之公布与益都？则是借盗贼之手，遍示山东、海东、天下，以明主公确有出军南下之意。”
洪继勋言辞委婉，诸人听得明白。甚么“借盗贼之手”？甚么又是“盗贼会怎么做？臣非盗贼，难以预测。”洪继勋的意思，明明就是请邓舍选派军卒，装作盗贼，抢了其中一封密信，然后公布天下。
听到此处，邓舍也是不由心中一动，对洪继勋的计策略微有了三分的了然，心中想道：“明面上答应刘十九，是为稳住安丰；暗中故意丢失密信，又是为制造舆论。这两条，确可称之为抢占‘大义’。”
但只来“虚”的也不行。若说此两条是个前奏，那么，前奏过后，总还是需要得来“实”的。换而言之，出军南下，早晚还是得要“落到实处”。又该如何对策？邓舍心知，这中间必有一个转折，也不插话，稳坐主位，沉心静气，不急不躁地等着洪继勋继续往下说。
果然，转折来了。
洪继勋说道：“经此两步，则不管从明，还是从暗，则安丰朝廷、包括山东诸将、乃至我海东旧军，都必然会是已经相信了主公确有南下之意。请问主公，正当此‘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时。我海东诸军的士气都已经上去了，经过动员，都也已经做好了打仗的准备。突然之间，便在此时，若是‘函山之战’再度重演？甚而言之，较之上次，又再设若此次我军与察罕在函山的冲突更为加大、更为激烈。则我军该如何是好？”
吴鹤年一拍大腿，喝彩，说道：“先生妙计！好一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明修栈道，表面上整军南下；暗渡陈仓，其实意在济南。赵过听了半天都没有发言，这时也忍不住赞叹，说道：“先、先生高明，果、果然好计。既、既应承住了安丰，又、又糊弄住了察罕。”
“正是如此。函山冲突，导致我军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即为臣策之‘其次’。外患不除，则便是为自顾不及。自顾不及，则便是为又如何能够帮助安丰？到时候，我军备战已足，而且田丰的五千精锐也已经有了，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函山冲突’，即我海东之东风是也。
“适时，主公以此为由，用为借口，一声令下，会集两地之军，改南下为向西。我军自东，而田丰从北，用数万精卒，挟雷霆万钧之势，两路夹击，骤然而起，收济南、光复我境，则何止易如反掌，简直唾手可得！
“至于打下济南之后，安丰朝廷还会不会依然坚持我军南下？以臣之见，十有八九，朝廷还是会旧事重提，依然坚持的。只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我军已经光复济南，山东的形势必然也会因此而一变。形势既然已经生变，则我海东到时自然也大可以因时制宜，再来寻找别策即可。”
光复济南，是海东早就定下来的成策。只是按照原本的计划，应该是在四五月份才动手的。洪继勋此计，的确可以称为妙计，但是却也正因为他提前了光复济南的时间，所以邓舍微有顾虑。
他说道：“如先生所言，至迟到本月底，或许济南之战就会打响。以我军目前的状态，多衙精卒齐聚益都，光复济南或许不难。然而，若是因此引来了察罕的反扑？则我益都才经苦战，还没有恢复元气，势必又将要迎来再一场的鏖战。以先生之见，你认为我军能否取得最终之胜利？”
“若是单凭我一地之力，若是察罕果真因此而来反扑，则我军获胜之可能性，以臣看来，确实不大。但是，主公难道忘了么？察罕的北边却还有孛罗。在我军攻取济南之前，主公何不未雨绸缪？先遣一使，前去大同，寻那孛罗，用言辞将之说动，用他来牵制察罕。若能成功，则察罕虽有反扑之意，怕也会力不从心。只能徒呼奈何！
“又且，如今二月，天时转暖。黄河之水，多已开化。黄河，天堑。有此天堑，一则我军攻打济南时，可不用担忧察罕的援军速至；二来，待我军光复了济南之后，却也是十分有利我军据守。
“若果能如臣计，北有孛罗呼应，前有黄河为堑。则此即是为我军之两利，而便是察罕之两弊。主公又何忧之有？”
“择一使者，说动孛罗？”
察罕、孛罗两不和，派个人，去大同，把孛罗说动。或挑唆其主动挑衅；或便不开战，也要争取把他说动，只要能说动他，把重兵开往前线屯驻，对察罕都必然会造成重大的威胁。如此，察罕对山东的压力自然而然地也便随之减轻了。洪继勋此议，看似异想天开，实际根究察罕与孛罗的关系，却也并非是不可行之的。而且，也的确还是有不小的成功可能性。
吴鹤年问道：“若如先生计议，则先生以为，该选派何人为使最好？”
洪继勋去看邓舍，正好邓舍也在看他。两人相视一笑。
洪继勋说道：“集贤院参议方从哲，前番出使浙西，不辱君命。才可堪大用，辩足以服敌。该选派何人为使最好？臣以为，主公若是肯从臣之计，而若又想臣之计果然能如臣之所愿，则应该派去大同、说服孛罗的使者，就非得此人不可！”邓舍颔首，笑道：“先生之计，诚然妙策。我当然是会听从的了。而至若该选何人为使？我却是与先生所见略同。”
方从哲出使浙西，初露锋芒。邓舍与洪继勋两句话定下来，不日后，他即会又将要动身前去大同，再逞雄才。至此，应付安丰圣旨之策，就算成熟。
当然了，洪继勋的此条计策，却也并非处处无懈可击。就比如命使者故意丢失一封密信，或许会骗住人一时，但是天下又岂会没有高明之士？迟早会被人看穿的。只是，看穿了又如何？没有真凭实据。你可以说是假的，海东却也就可以一口咬定、非要说是真的。
洪继勋说：“名分大义，人人可用。”至少，经此一手，海东就不会显得那么理亏，可以站得住脚了。
吴鹤年来益都的虽晚，但是毕竟位高权重，有关近期以来，邓舍做出的种种决策，他也还是尽皆知晓的。姚好古曾给邓舍上书，谏言他请安丰开科举，这件事，他也是早就有所听闻。
他眼珠转动，在座椅上扭了扭身子，摸摸胡须，忽然说道：“主公，洪先生此计，若行之得法，用之得当，定然可成，这是无疑的。前阵子姚先生不是给主公也曾上有一书？谏言主公奏请朝廷开科举。既然洪先生此计之前半，是应诺安丰，我海东肯答应南下。”他嘿然一笑，“那么，何不就借此机会，索性便奏请安丰，请朝廷再下道圣旨，开了科举？”
邓舍还真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瞅了眼吴鹤年，心中想道：“刚才方补真说洪先生无有正气，太过功利。但是洪先生此计之用意，其实不过还是为了寻个借口、哄住安丰、不肯南下，并没有涉及其它，只是话语说的有些直白而已。这老吴却不然，得了便宜还不知足，不但想要哄住安丰，更还想在哄住安丰的基础上，再从安丰要点东西出来。还好，方补真下堂去了。要不然，真不知道他听了这话之后，又会做出如何的表现？”
不但邓舍没想到，洪继勋、赵过等人其实也没想到。
在他们看来，在他们如今所想的，能够哄住安丰，实现海东不需南下的目标，就不错了。谁也没有再去想，在哄住安丰的同时，海东什么都不用出，倒过来，还再以此为筹码，再骗得安丰拿点什么东西出来。一时间，诸人也无不都是叹为观止。赵过忍不住，笑了一笑，想说些什么，话到嘴边，到底稳重的性格占了上风，又忍住了，咽下去没有说出来。
洪继勋说道：“吴大人此计，诚为好计。但是，欺人不可太甚。若是安丰因此而羞恼成怒，似乎反为不美。主公，以臣看来，还是不要这么做的好。”吴鹤年讪讪一笑，说道：“是，是。洪先生老成谋国，所言甚是。”
大骗子佩服小骗子，倒也有趣。
邓舍沉吟再三，颠倒翻覆，把“厚黑”两字想了好几遍，也不知到底是因为功力还有不足，抑或是觉得洪继勋说的有理，还是听从了洪继勋的意见，说道：“吴大人此计，且先放一放。看看以后的形势再说。”
难题解决，心情大畅。
邓舍吩咐随从，说道：“看看堂外喝银耳薏米汤的诸公，火气下了没有？若是下了，便请入来。再议军事。”
既整军备战，也是还有很多的细节需要详细商榷的。堂外诸人回来，邓舍也不提洪继勋的具体计策如何，只说打算备战，围绕调何军、用谁营，带军将校之人选，以及后勤辎重之筹措等等诸事，又议论了多时。大体定下。诸臣告退。邓舍再又留下洪继勋，召来方从哲，三人转入书房，密议直至夜深。
诸般事体准备妥当。次日，方从哲即秘密出城。随后，邓舍又连着两日，与洪继勋仔细商议细节。一边商议，一边就只等着刘十九从棣州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