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应当记住这一天，1911年10月27日。
二十六日清军分两路进攻民军，激战一日后于27日彻底占领刘家庙，撕裂了民军汉口防线。民军退至大智门一带。
同样是在这一天，满清宗贵眼前国内局势愈加糜烂，不得不做出妥协。清政府召还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
还是在这一天夜，黄兴、宋教仁等抵达武昌港，同盟会开始接受湖北军政府军、政、财务大权。
当然，依旧是在这一天，一份如今还籍籍无名，初版印刷只有三千份的报纸===《中国之声》在湖北中部县城---应城印刷了它的头版第0001期的报纸，考虑到交通的不便以及路程远近问题，暂时将其定位一周发行一期。随后便被输送至军政府如今掌握的五府各县，第一天便亏损了127两银子。
《立宪？共和？国人的答案是‘革命’！》
第一期的报纸之上，李汉亲自选中了这么一个题目，然后大笔挥洒、扬扬奕奕，区区不过短短两个小时，一片占去了整个头版之上的文章便写了出去，不过他的文言文写得的确很烂，用的却是后世再寻常不过的白话文。这个年代看报之人多以书生、学生、商贾等人为主，若要出版还得经过张梅生的修饰，之后，方才交与了这两天抵达应城之后便一直上下走动忙碌着《中国之声》报纸出版事宜的易均室手上，然后，被刊登在了报纸之上。
“我中华本是个大国上邦，却因朱家无能，连遭天灾，丢了我汉家河山，又有汉奸当道，令野蛮鞑子入关，窃我汉家神器、杀我兄弟、淫我姐妹，数十年间屠戮汉室万万人，方才强夺去了神州大地。
西方诸国兴于明末，可叹我中华因鞑子之祸，失去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未能赶上大航海之机，又有鞑子一心灭我汉家生气，内里放纵所谓‘旗人上民’掠夺我民脂民膏，外出禁海令、闭关锁国。
可笑鞑子野蛮愚昧、经数百年之后，一朝遭遇外敌入侵尚不知耻，反而一心认定所割、索赔不过出自‘我等贱民’之身，于是连连挨打、尚不自省，丧我河山、失我财富、折我气节，呓语以愚，直到东临恶邻窥境、先杀我民、再掠我财，还要割我南海宝岛，方才稍感痛疼，渴望有所改变！”
...
他这一文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几乎囊括了满清统治中原的数百年，尤其是近代所有大事基本都有点评，而且字字夺目、笔笔诛心，通篇文章都将满清鞑子批得没有一点实处，好似还未开化的野蛮贱民一般。却是完全撕破了脸，反正清军不日便要南下，哪里还有保留。
汉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最奇怪的一个民族，平心而论，后世西方曾有观点，提到这个世界上最温顺适合统治的民族时，汉民族高居榜首，一举成为了西方人文行为、社会科学学术界纠结了大半个世纪都没弄明白的话题。
其实，对于‘立宪’与‘革命’之道，后世国内学术界早已经有了定论了。
即，当时满清政府的先后两任统治者—慈禧、摄政王载沣二人真要痛定思痛，拿出足够的魄力来接受‘立宪’之理论，则清皇室或可再续半个世纪，而辛亥革命之后的巨大阵痛或许也能消去。
可叹非是二人无能，盖因两人都是非常人物，早就看穿了这‘立宪’背后的巨大危机，即此理论实则不过‘保中国非保大清’之举，于是才有了光绪26年是公元1900年初的这么一道上谕：“前因康有为、梁启超罪大恶极，叠经谕令海疆各督抚悬赏购缉，严密缉拿，迄今尚未弋获”；今再次“着即北洋、闽、浙、广东各督抚，仍行明白晓谕，不论何项人等，如有能将康有为、梁启超缉获送官，验明实系该逆犯正身，立即赏银十万两。”
两位立宪功臣顶上两颗人头却被打上了十万两重赏，这里面的味道足够有心人喝上一壶了。
不过，满人不信汉人信，革命派为挤兑立宪派，以保皇帽子相扣，外加民族主义的排满号召，果然把青年吸引到自己阵营中来。一次次发起几乎是屡败屡战的*，让梁启超眼见年轻鲜活的生命倏忽而逝却徒唤奈何。倒是在他们之外的袁世凯看得清楚，他说满清是一棵将近300年的老树，闹革命的都是年轻人，有力气却不懂如何拔树；搞君主立宪的人懂得拔树却又没有力气。
自1894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阐述改革观念被拒后，立即走上了激进革命的道路。1895年底他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1900年底，他又发动了“惠州起义”，用他自己的话说，前一次，举国舆论“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五年之后已“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而这五年中，清政府并不是越来越开明、宽容，反而越来越愚昧、专制：先血腥镇压了温和的维新变法，又为了慈禧的一己之利而以全民族的灾难为代价向列强诸国同时宣战。
庚子国耻不仅彻底打醒了国内的革命先行者，也打痛了一心妄图享受的满清宗贵阶层。
在巨大压力下，清政府终于在1906年9月1日宣布进入预备立宪阶段。
对此迟来的顺应民意之举，国内依然万众欢腾，一些大城市甚至张灯结彩，敲锣打鼓，学生、市民、绅商集会、游行、演讲表示庆贺，这说明，广大民众、尤其是绅商阶层根本不希望、不喜欢革命，而是支持立宪。
但清廷并不珍视民情民意。在立宪原则上，它对权力的垄断甚至超过了日本的明治宪法。结果连温和的立宪派都极表反对：“政府宁肯与人民一尺之空文，不肯与人民一寸之实事”，开始号召“人民与之争者，宜与争实事，而不与争空文”。从1910年1月起到11月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地方士绅为主的“立宪派”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遍及全国。但清廷就是毫不妥协，不愿让出点滴权力，拒不开国会，反而采取越来越激烈的手段镇压立宪运动。
这样，在“立宪”与“革命”的“赛跑”中，支持革命的人越来越多。本来纯从“道理”上说，立宪派无疑更有“道理”。然而，它的理论的前提是清政府在压力下必能“让步”，实行立宪。如果这个前提不存在，则无论说得多么“有理”，终将无济于事。这一点，反对革命的梁启超十分清楚，他看到了广大留日学生因清廷“假立宪”而由支持“立宪”到倾向“革命”的转变，确实，是清政府的所作所为才使青年相信革命派的宣传。所以1907年初他发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指出：“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确是一语中的。
辛亥革命前夜的1911年5月初，清廷出台了垄断权力的“皇族内阁”，实际向世人宣示清廷根本不愿放弃权力，结果使作为其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与其迅速疏远，最终弃它而去。清政府在政治上拒不变革，经济政策也倒行逆施，就在1911年5月推出“皇族内阁”之时，它又宣布要将原本股份制的民营铁路收归国有。为了保卫自己的产权，以绅商为主的几省股民自然要发起“保路运动”。四川保路风潮相对激烈，最后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索。然而，四川的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一开始坚持的是毫不过激的“文明争路”，他们刊发光绪牌位和以前谕旨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准归商办”两句话，令各家各户张贴，还要设案焚香。凡此种种，不可谓不文明、不温和、不理性、不克制。但清政府还是在9月初逮捕了领导保路运动的绅商首领，随后在成都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在此种情况下，立宪派都不能不倾向革命，革命就成为“宿命”。
苛捐杂税越来越重、民间愤怒越积越重、革命血仇越积越深，这才有了武昌一声枪响，天下群起响应，至如今不过区区半个月的时间，关内已有‘湖北、陕西、湖南、江西’四地革命者群起拥护，眼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鞑子之清廷即将寿终正寝了！
李汉的这一篇文，所用文笔甚是粗陋，便是易均室自认乃是贫苦出身，读起来也是不断皱眉，他、若不是这文的确扣人心扉、实乃近年难得的革命之拷问，以他之秉性是断不能允许这篇文登上报纸头版的首页!
也实在难为了张梅生，通篇文章立意甚好，所鞭所笞无不直指问题中心。只是以他之能想为其着色几分，却惟恐失了文章本来的意思，只好皱眉苦思，反复推敲有什么地方可以做些修饰！
这份报纸共有八页，其中不仅只有些有关天下大势、革命理论之辩，还刊登了不少军政府的施行政策、纲领，甚至还有军政府的一些岗位招聘，比如他最近便深感不足，想要多招募些高文化的学生兵，稍微培养一下，这些未来可都是军政府的高层将官、甚至科研人才。
见二人还忙着做最后一次校版，准备在中午前将出版确定并开始印刷，李汉打了个招呼之后悄悄离开了，他还有着一堆的时间需要去做呢！
出了就位于军政府驻地附近刚划出来的《中国之声》报纸的总部，他带上几个警卫，一路往李东来的办公处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