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夫球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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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功夫的一些资料

民国以来,武术被尊为“国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国武术天下无敌。但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究竟如何,我们却很难拿出可靠的证据。有关中国武术天下无敌的说法,其证据主要是近代以来关于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等的小说与影视作品。

但稍加考证,就会发现这些小说、电影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虚构的。如叶问根本就未曾与西洋拳王比赛过,霍元甲倒是曾与“西洋大力士”奥皮音相约比武,因奥皮音失约未成,但此奥皮音不过是一在上海戏园子里做健美表演的演员,并不是什么西洋高手。至于陈真这个最赚票房的“精武英雄”,其实是倪匡1972年虚构出来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而所谓“武哲”、“武圣”李小龙,基本上找不到他参加过任何正式格斗比赛的证据。1924年才去世的黄飞鸿,也因为民间流传与影视作品中有关他的诸种描绘大都不可靠,而落选2007年“广东历史文化名人”。

中国武术的诸般绝技如点穴、轻功、内功,以及秘籍、灵药、易容等等物事,许多人深信不疑,但实际上皆为虚构,其来历皆可考证。这些绝技、法门的出现非常晚近,它们主要是晚清以来的小说家虚构出来的。

本文将详细展示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在秦汉以后为何萎缩,以及晚清以来又如何靠小说家言变得神乎其神。

武士阶层的缺失

中国是著名的文明古国,有人类文明就有狩猎、战争、搏击、表演,这些都与武术有密切关系,中国武术肯定源远流长。中国先秦是一个“侠以武犯禁”的时代,从韩非子《五蠹》中可见一斑。迄至汉代,社会上仍有一个身份明显的“游侠”群体存在,《史记》中有《游侠列传》记之。作为“五蠹”之一的“侠”实际上是列国诸侯、贵族所养的门客,是效力于个人的武士集团。而司马迁笔下的汉代“游侠”则本是些布衣之徒,他们以个人之力,除暴安良,主持正义。可以说,由于存在“侠”这样一个以武装保卫、复仇、刺杀、私斗等为职业,崇尚个人勇力的社会阶层,在先秦以至汉代,中国武术的实战技击水平应不低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

但是,从世界历史上来看,武士阶层一般都是在封建贵族体制下,政治权力分散化的产物。如西方骑士阶层兴于欧洲中世纪“国王”与各“领主”共治的政治社会架构下,日本的武士阶层兴于10-19世纪“幕府”与各“大名”共治的政治格局中。政治权力分散,国家的武装力量也趋于分散,以小规模的武士集团为主。这样的体制之下,诸侯武力争斗频繁,但战斗规模也较小,武士个人的武勇非常重要。

而在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下,国家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手,皇权自上到下,一以贯之。民间的武装力量必须被铲除,才不会对独尊的皇权形成威胁。武装力量集中为只听命于最高统治者的大规模军队,同时,国家推行重文抑武的基本社会政策。由于整个国家只有一个独大的皇家武装集团,所以一般不会发生战争。一旦爆发战争,基本上都是针对外敌入侵或改朝换代的大规模战争。中国从秦、汉开始,封建贵族体制退出历史舞台,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体制被建立并逐渐成熟起来。到汉以后,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武士集团、游侠群体就被完全剪除,销声匿迹了。

在中世纪的欧洲与日本,武士阶层是封建贵族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士之间的比武格斗、甚至决斗得到官方支持,成为一种制度,这自然是他们达到高水平的武术技击能力的保证。欧洲骑士制度一直到近代才终结,西方人的尚武、决斗之风也一直延续了下来。比如著名的法国数学家伽罗瓦就死于决斗,普希金也死于决斗,著名的联邦党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则死于同其政敌、美国副总统阿龙·伯尔的决斗。日本的武士制度也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才终结,日本成为东方世界最尚武的民族,发展出所谓“武士道”。当今世界最顶尖的两大综合搏击赛会UFC和K-1分别在美国和日本也并不是偶然的。而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上,重文抑武是基本国策,现实生活中缺乏一个实实在在的武士阶层,缺乏制度性的格斗赛会的历练、经验,中国的武术实战能力可想而知。

战争能造就武术高手吗?

另一方面,中国古代没有武士制度,但战争之频繁、规模之宏大、程度之惨烈却是无与伦比的。战争与武术自然关系紧密,战争能否为中国古代造就大批武林高手呢?

实际上,大队人马的阵地战与武士对打是有很大区别的,明代著名的军事家戚继光对这一点有非常经典的看法。大队人马作战强调的是各种兵器、各兵种的专业分工,整体配合,而不是单兵的个人武勇。在《纪效新书》中戚继光讲得很透彻:“开大阵,对大敌”不同于“场中较艺,擒捕小贼”,“堂堂之阵,千百人列队而前,勇者不得先,怯者不得后;丛枪戳来,丛枪戳去,乱刀砍来,乱杀还他,只是一齐拥进,转手皆难,焉能容得左右动跳?一人回头,大众同疑;一人转移寸步,大众亦要夺心,焉能容得或进或退?”

平定倭寇中,戚继光发明了著名的“鸳鸯阵”。鸳鸯阵是一个由12人的步兵班组成的战斗整体。除队长一名,伙夫一名外,其余士兵如下安排:最前面两人持两种不同功能的藤牌主要担任护卫工作,其后两名战士手持一丈三尺的“狼筅”扫击敌人,狼筅手后面是四名长枪手又称“杀手”担任主要的刺杀工作,最后面是两个手持“镗钯”的士兵担任警戒、支援等工作。各种兵器分工明确,每人只要精熟自己那一种的操作,有效杀敌关键在于整体配合,令行禁止。倭寇是个人武艺大大高于中国士兵的武士,但“戚家军”却在多年的抗倭战争中,几乎战无不胜,甚至还创造了歼倭上千名、而“戚家军”无一伤亡的战例。平定倭寇后,戚继光调任蓟北防守蒙古军队,他又因地制宜,创造出以车兵、骑兵、步兵、铳手、炮手等多兵种协同作战的新的阵法。总之,大队人马作战分工合作的性质与武林高手的培养是有很大距离的。

武侠文艺的功绩

汉以后,中国的武士、游侠阶层在现实中消失了,但在文艺作品中却获得了新生,并日益“壮大”起来。而且,离开了现实的校验、提醒,侠客们的武功也日渐高强,以至“出神入化”。

中国武侠文艺第一个高峰出现在唐代。唐诗中就多有以“侠”、“剑”入诗之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李白《侠客行》:“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区区20个字,传达出来的“武侠”意象却已十分高明:武功精湛,深不可测;行踪飘忽,凡眼难睹……这种意象与中国文化艺术“写意不写形”的特点恰相符合。

不过,唐朝真正的武侠文艺出现在唐传奇中。唐传奇是中国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从唐传奇中国小说开始摆脱史家的“实录”传统,进行艺术虚构,小说真正成为作家的自觉创作。唐传奇中的名篇《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昆仑奴》等豪侠故事开中国武侠文艺之先河。金庸先生就十分推崇《虬髯客传》,认为此文“或者可以说是我国武侠小说的鼻祖”。唐传奇中的武功已是十分高强,如《聂隐娘》中的刺客“空空儿”的武功:“人莫能窥其用,鬼莫得蹑其踪”,他出手只是一招,一击不中,即飘然远去,绝不出第二招,而且“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可见轻功十分了得。这已远不是先秦刺客所能比。如《史记·刺客列传》所记专诸、豫让、荆轲等人,只是处心积虑偷袭刺杀对象,一击之后,不论中或不中,几乎只能束手待毙了。他们若有空空儿百分之一的本领,历史就要改写了。赖文学虚构之赐,中国侠客们的武术水平大大提升了。

明清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这一时期,武侠小说真正形成并兴盛起来,中国武术绝技也被越抬越高,越吹越神。《水浒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据一些专家的看法,施耐庵是懂武术的,他小说中描写的一些经典武打场面尚为平实、可信。比如“武松醉打蒋门神”一幕,被认为是颇合搏击原理的。

到晚清,出现了一部真正典型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即《三侠五义》。章太炎的老师、经学大师愈樾嗜读此书,把它改订为《七侠五义》。此书晚清以来广泛流行。据台湾学者何洪生先生的研究,《七侠五义》及其续书所创造或大加发挥的元素如点穴、暗器、剑诀、轻功、闷香、夜行衣、各种机关埋伏等等,对后来的武侠小说之内容素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书可以说是中国武侠小说史上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

一入民国,随着报刊杂志、出版业的兴起,武侠小说也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涌现出像平江不肖生、赵焕亭、王度庐、还珠楼主等一大批武侠小说名家,武侠小说几乎占了民国小说出版数量的大部分。“还珠楼主”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竟然长达五百万言,真可谓空前绝后的巨制!这一时期,大批的武术绝技、功法被创造出来。如赵焕亭在其《奇侠精忠传》中首创服食千年灵芝以使功力大增的方法,这一元素在后来的武侠小说中比比皆是。

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对中国武术的一个最重大的贡献就是“内功”的发明。晚清武侠小说还基本不见对“内功”的描述。到20年代,平江不肖生《近代侠义英雄传》中始有“内家功夫”、“外家功夫”的区分。赵焕亭《奇侠精忠传》中首提“罡气”,说内聚罡气可以无坚不摧,伤人余百里之外,以意驭气,则能一跃十丈,顷刻百里。这里的“罡气”就是近于内功的东西。到30年代,还珠楼主《青城十九侠》中首次提出“内功”这个说法。但民国武侠小说对内功的作用并未大加铺陈、发挥。50年代开始,梁羽生、金庸等新派武侠小说家才开始在“内功”上大做文章,中国武侠小说由之获得了一个质的飞跃。

“内功”的加入,使武术不再专注于外在形器,不再仅是徒逞匹夫之勇的打斗,而转向内在修为,上升为一种精神境界。内功高深之人,不凭宝剑暗器之利,而是草木竹石皆可为剑,飞花摘叶亦能伤人,甚至无剑胜有剑,无招胜有招。而修习内功,靠的不是肢体之锻炼,而是悟性、智慧、机缘等等。如金庸笔下的觉远和尚,本是少林寺藏经阁的一个图书管理员,从不曾习武,只嗜好读书,其人十分儒雅,“宛然便是位书生相公”,但他在读书中不知不觉就练成了绝世内功。内功的加入,使武侠小说与东方哲学精神更加契合,武侠小说被抬到相当高的哲学文化层次。武侠小说逐渐文人化,其受众不再局限于一般市民,欣赏层次较高的知识分子也开始趋之若鹜。这正是近些年来金庸被抬上庙堂的主要原因。

总之,中国武术的诸般绝技如点穴、轻功、内功,以及秘籍、灵药、易容等等物事,许多人深信不疑,实际上皆为虚构,历历可考。

“花拳绣腿”

秦、汉以后,虽然没有武士阶层、缺乏体制性的格斗比赛的支持,但在现实生活中,中国武术仍在发展——日益向套路表演的方向发展,既有单人套路,又有对练套路。套路表演不以实战为目的,而以健身、娱乐为目的,逐渐与舞蹈、戏剧融合。“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故事,这里的舞剑就是套路表演。唐时武术套路表演已相当成熟。杜甫的名诗《剑器行》描写的就是唐朝著名艺人公孙大娘舞剑的景象:“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这就是把剑术与舞蹈相融合的一种表演。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他的剑术也主要是用来表演的,比如他的好友崔宗之说他“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至于说他曾“手刃数人”,应多是夸张之辞,李白不是掌刑的刽子手,岂能随便杀人。

另外,历朝历代民间发展出大量模拟动物动作的象形类拳术,如猴拳、蛇拳、螳螂拳等等。这些拳术经常号称是由某民间人士独自观摩动物的动作、厮打而悟出来的攻杀绝技,实际上主要都是些用来娱乐表演的“花架”、“花法”。中国武术长期以来脱离实战的方向,而向套路表演发展,使中国武术的观赏性、艺术感确实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成为中国特色,也成就了现代中国蔚为大观的武侠影视。

中国武术长期专于套路表演,缺乏实战性,对这一点,自古以来就多有批评者。比如,戚继光就极为反对军中流行的那些受民间武术影响的花拳绣腿。他说,“凡比较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真可对搏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杀人的勾当,岂是好看的?”他指出,那些“周旋左右,满片花草”的“套数”、“花法”,“不惟无益,且学熟误人第一”,“庶无花法,而堪实用也”。《纪效新书》中也载有一套拳法,即“三十二势长拳”,但是用来做体操锻炼的,戚继光说得很清楚:“拳法似无预於大战之技,然活动手足,惯勤肢体,此为初学入艺之门也。”当代,对泛滥的套路表演,也有业内人士尖锐地指出:“其难度比不过体操,惊险比不过杂技,真不知这样的武术应当叫什么”。

中国武术实战能力展望

套路表演是中国武术的特长。清代后期开始涌现大量的哲理化拳派,比如以太极立论的太极拳,以八卦立论的八卦掌,比附五行的形意拳,等等,讲解武术的哲理也成为我们的特长。这都为西方人所不及。民国以来,武术被尊为“国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国武术天下无敌。但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究竟如何,我们却很难拿出可靠的证据。有关中国武术天下无敌的说法,其证据主要是近代以来关于霍元甲、陈真、黄飞鸿、叶问、李小龙等等的小说与影视作品。但稍加考证,就会发现这些小说、电影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虚构的。如叶问根本就未曾与西洋拳王比赛过,霍元甲倒是曾与“西洋大力士”奥皮音相约比武,因奥皮音失约未成,但此奥皮音不过是一在上海戏园子里做健美表演的演员,并不是什么西洋高手。至于陈真这个最赚票房的“精武英雄”,其实是倪匡1972年虚构出来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人。而所谓“武哲”、“武圣”李小龙,基本上找不到他参加过任何正式格斗比赛的证据。1924年才去世的黄飞鸿,也因为民间流传与影视作品中有关他的诸种描绘大都不可靠,而落选2007年“广东历史文化名人”。

实际上,真正的武林高手,都是在职业化的背景下,用科学、系统的训练方法,通过大量的实战搏击而练就的,胜负凭的是力量、速度、技术、经验等因素的综合。靠口授心传,苦读某本“秘笈”,或在深山老林中观摩某种动物的动作,一朝顿悟而成绝世高手,纯属小说家言。

中国武术长期以来缺乏实战能力,我们毋庸讳言。不过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实际上,只要我们抛开那些迷信、玄想,引入科学的训练方法,获得有力的制度支持,中国武术的实战能力也是完全可以达到极高的水平的。第二届中国武术职业联赛(WMA)于2010年底开锣,本届联赛进行了许多向UFC、K-1等国际赛会看齐的改革,取消了上届“攻击技法必须是太极30招”等等荒唐规定,相信必能大大促进中国拳手的综合搏击水平。一些专家也预言,在75-85公斤这个级别,中国拳手将来会在国际赛会上大有作为。

富有观赏性的套路表演我们毋须丢弃。实际上,套路表演与实战格斗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以至相得益彰地发展下去。病树前头万木春,我们期待“国术”重焕青春。